后期扶持对提高青海黄河上游水库移民满意度的效果评价

水库移民成败不仅关系社会稳定,而且影响后续水电资源开发。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法研究了青海黄河上游13个水库移民安置区的满意度．纵向比较了后期扶持对移民满意度的影响效果,横向对比了不同安置区的满意度差异。结果表明：后期扶持对提升移民满意度效果明显,2006年移民的满意度均值为0．495,2012年的满意度值达到0．605．基本解决了水、电、路、上学、就医等问题,缓减了贫困区移民对艰难生活的后顾之忧;安置区选址是影响移民满意度的关键．河湟谷地与格尔木市郊等地移民的满意度值均在0．65以上,接近较满意,高原地带共和、贵南等县的满意度值分布在0．3-0．6之间,属一般或很一般;移民满意度因生活习俗和民族等差异性略显不同,建议在一定范围内采取多样化安置措施。     

藏文化中莲花生信仰的表象

藏传佛教文化中的莲花生信仰模式,体现在"让朵花日"、上师瑜伽、"都钦法会"等具体表象中.莲花生所居住的刹土被称为"让朵华日".有人将它翻译为"铜色吉祥山"或"铜色山",在藏传佛教中它作为"刹土"和"坛城"被形象地展现,成为藏族老百姓对莲花生信仰的凝聚点之一.上师瑜伽是修习密法的方便和殊胜法门.莲花生大师作为藏传佛教上师瑜伽的教授和传播者,使其在藏地传承至今."古鲁仁波切都钦法会"又称为"侧吉都庆",有两种类型,即初十会供诵经和"古鲁羌姆"法会,即:会供颂经之吉日,"羌姆"法会之吉日.     

国际著名藏学家查尔斯·兰博教授应邀莅临中央民族大学讲学

2012年6月,国际著名藏学家查尔斯·兰博(Charles Ramble)教授应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邀请,在中央民族大学开展了为期4天的学术交流活动. 查尔斯·兰博教授是国际知名的藏学家和人类学家,国际藏学会现任主席.他于2000年起任英国牛津大学东方学院教授,期间培养出了一批年轻的藏学家.自2010年起,查尔斯·兰博教授任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the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西藏文献与历史(Histoire et philologie tibétaines)方向的教授.长期从事藏学与喜马拉雅地区人类学研究,在藏区和喜马拉雅地区有超过15年的田野调查经历,并出版了多部具有影响力的专著和论文.如:《女妖之脐:尼泊尔高地的藏传佛教与土著宗教》(The Navel ofthe Demoness:Tibetan Buddhism and Civil Religion in Highland Nepal),《尼泊尔木斯唐社会史的藏文文献(第一卷:岱地区的文献)》(Tibetan Sources for s Social History of Mustang,Nepal,Volume 1:the Archive of Te),《西藏的朝圣与祭祀景观:寻找失落的苯教王国》(Sacred Landscape and Pilgrimage in Tibet:in Search of the Lost Kingdom of Bon)等.     

《格萨尔王传》传播媒介对藏民族崇拜心理的影响

《格萨尔王传》在传播媒介单一化和多元化时分别对藏族民众的崇拜心理产生不同的强化和弱化,这与媒介特性不无关系,阅历丰富的说唱艺人立体地呈现史诗说唱全貌和新媒介片面地表达信息,致使新一代藏族民众心中的"格萨尔王"已非老一辈心中的"格萨尔王"。     

金·史密斯先生与西方藏学研究

纽约国际藏传佛教文献中心的创始人——藏学家金·史密斯（E．GeneSmith）先生毕生致力于藏学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身后更是慷慨地将其所收藏的藏学文献赠予了西南民族大学。金·史密斯先生对当代藏学的贡献一方面表现在他所建立的藏学文献数据库,打开了西方藏学研究者经典阅读和运用的新视野;另一方面是金·史密斯先生对藏文典籍的渊博知识和深度研究,启发了一批又一批的藏学家和藏学爱好者。国际藏学家认为“金之后”藏学发展应以文献数字化开拓西方藏学研究新起点,发展西方传统经文分析方法,更注重文献的解读与文献形制方面的研究。     

对一次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体会和思考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出现于20世纪初,主要以1898～1899年托列斯海峡（Torsestrait）探险为里程碑。这次探险由英国人类学家A二C．哈顿（A．C．Haddon,1855～1940）领导,它使人类学家有了与土著民族直接接触的机会。美国人类学家弗朗兹·鲍丘斯（FranzBoas,1858～1942）在美国人类学中也使用了田野调查的方法。马林诺夫斯基（B·Marinowski,1884～1942）,在南太平洋初步兰岛（TrobriandIsland）的调查和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teBrowr,1881～1953）在澳洲、非洲等地的调查把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推向了高峰。此次笔者参加的…     

关于“白马藏族”族属之我见——兼与谭昌吉同志商榷

“白马藏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藏族的一部分,这是在五十年代我国进行大规模民族识别工作的基础上所确认的。到八十年代,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双百”方针重放异彩,民族学、历史学界的一些学者解放思想,大胆冲破学术禁区,对居住在四川之平武、南坪、松藩,甘肃之文县的被称为“白马藏族”的这一部分藏族(为叙述方便以下称白马人)的族属提出了异议,于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当时最主要的观点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白马人不是藏族,是我国历史上氐族的后裔,应当从藏族中划分出来,重新识别并确立为单一民族共同体——氐族;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白马人虽然在某些方面同藏族有些差异,但都是表面现象,一经深入探究,不难看出其同源异流关系,因而认为非藏族莫属。这样,这场学术争鸣由于在观点上未趋一致,且分歧较大,最终滞留在学术对垒上,     

关于消除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理论及其实践问题的思考

逐步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个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只要民族还存在,民族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广泛而密切的交往。在交往的同时,也必定会发生这样那样的矛盾冲突,即必定要发生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又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社会发展和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它也会不断发生变化。斯大林也说过,“一切都在变化……社会生活在变化,‘民族问题’也跟着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