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本期向读者介绍教科文组织主持的社会转型管理计划（ＭＯＳＴ，即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所进行的部分研究工作。　　本期第一部分包括三篇主题演说，分别为阿兰·图雷纳、尼尔·斯梅尔塞以及斯蒂芬·卡斯尔斯三位教授在ＭＯＳＴ计划的三次政府间理事会（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５年和１９９７年）上的主题演讲。三位都是当代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各就２０世纪发生的主要社会变化的特征提出了发人深思的看法。　　第二部分的几篇文章均出自ＭＯＳＴ计划的一个主要项目──多文…     

社论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１９４９年创刊，于今５０周年。为纪念这半个世纪的历程，本期特从历年刊登的文章中选择若干篇在此发表。我们也借此机会悼念我刊头两位总编辑：已故的萨米·弗里德曼（任期１９５０－１９６３年），和已故的彼得·伦吉尔（任期１９６３－１９８４年）。选择文章自是有多种方式。一个指导原则是汇集“最好的……文章”；另一则是力求所选者最具代表性。如按后一种方针，惟一的办法也许是作真正的随机抽样。而如按前一方针进行选择，结果势必失之过于主观。编辑部同仁决定折衷：选择若干出自最能引人入胜的作者之手、以…     

不讲效率的公民（下）

亚里士多德把幸福定义为“完满的幸福（eudaimonia）”，意思是和身体快感相对的具体精神状态。在区分奴隶和自由公民时，亚里士多德说一个自由人必须能够独立于必需品法则，否则，他就不是自由的。如果一个人工作生产是为了消费，而消费是为了更多地生产的恶性循环，很难说他是自由的。     

绿色政治时代中的毛泽东与妇女问题：一些批判性反思

历史情境的变化在毛泽东对妇女解放问题的关切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他的早年，毛泽东将妇女问题主要归咎于中国的传统社会与文化结构；在1920～1921年转向马克思主义后，毛泽东将性别问题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1936年以后，毛泽东对妇女问题的关注趋向一般化处理，1958年以后他的关注则严重受限于他政治思考的整体结构。因此，新中国的妇女地位虽然在提高，但许多重要的问题——并不止于妇女问题——在毛泽东的政治思考中仍处在被抑制状态。毛泽东所有这些对妇女问题的思考与当代有关妇女和发展问题的讨论产生了某种契合，从而为重新审视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所提出的性别、环境等问题提供了一些素材。     

冰世界

在一座漂浮着的冰山上,除了一人一狗,再也没有别的有血有肉的生灵了。冰块裂开时,诺尼失掉了他的雪橇、食物和皮大衣,甚至失去了他的小刀。冰山上只留下他和他那条忠实的雪橇犬——尼玛克。现在,他们已经被困第三天了。他和它卧在冰上,睁大眼睛注视着对方——双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略谈如何讲授专业课

本文对向高等学校文学专业的学生如何讲授专业课，如何指导他们、如何培养专业人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哈萨克族传统婚姻习俗探析

哈萨克族婚姻习俗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具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特色。这种习俗既是婚姻习俗也是一种婚姻制度。传统的哈萨克婚姻习俗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在汉语教学中激发大学生学习兴趣的内在和外在因素

本文详细分析了如何提高大学生学习兴趣的问题，通过汉语教学实践指出了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内在和外在因素。     

社区听证会——美国社区维权的重要手段

最近长春市政府举行了一次听证会,邀请 80 位市民旁听,没想报名人数连一半都不够。是市民参政能力差?还是组织工作不完善?相比欧美一些国家的听证会,会发现以下的不同。 其一,听证会主体(尤其是听证会的召集方)地位不同。在国外,许多听证会的倡议者是民间团体和个人。在中国,听证会目前大多是由政府一方倡议。例如,发改委《政府价格听证会办法》规定:“政府制定或调整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公益服务价格和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时,应该举行听证会。”消费者或社会团体可以向政府部门提出申请召开听证会也是可以的,但具体办法和程序始终没有得到落实。 其二、国内一些听证会流于形式。过去,政府部门是通过“传达”文件的形式,将决定通知百姓;现在政府部门举行听证会,百姓有表达意愿的机会了。但一些听证会在议程安排、参加人员和发言代表上做了限制,使群众意见成了摆设,成了变相的“通告会”。 其三、民众参与程度不同,结果也不同。国外民众参与听证会是“自下而上”的:民众发现问题,要求政府部门召开听证会、解决问题。它是监督政府工作与服务的手段与途径。如果听证会上不能解决问题,后续行动是司法解决,或通过竞选、出任地方政府官员,为民代言。而以上提到的渠道在中国目前还不够畅通。     

哈萨克族传统婚姻习俗探析

在中国哈萨克族书面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进程中。来自以阿拜·库南拜耶甫的哈萨克斯坦文学和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汉文学的积极而深刻的双重影响始终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19世纪末。居苏甫别克霍加·柴合斯拉姆（1857—1937）、阿赫特·吾鲁穆芝（1860-1940）等人的诗集在喀山出版社问世，标志着中国哈萨克族的文学创作从口头传承向书面文学过度。在这之后的几十年中。中国哈萨克族的文学创作基本上以诗歌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