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妇女生育孕娩地安排及影响因素研究

流动妇女生育时孕娩地不确定,提高了生育时的健康风险,同时给人口流入流出地生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的供给和配置工作带来挑战.本文利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抽样调查数据,对流动妇女孕娩地安排情况进行了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流动夫妇自身因素、家庭收支及社会保险情况对孕娩地的选择有显著影响.流动妇女不同孩次生育时孕娩地选择影响因素存在巨大差异,第二孩次以上生育时孕娩地选择存在惯性,明显受前一次选择的影响.户籍制度改革、保险跨区结算及加强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提高流动人口发展质量及社会融合能力,有助于从根本上化解流动妇女生育时孕娩地的选择困境.     

中国零人口增长问题的深入思考

本文对零人口增长概念及零人口增长与总和生育率、出生预期寿命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通过对２１世纪中国人口的长期发展过程和趋势的模拟分析,提出我国人口发展过程中零人口增长点、零人口增长域的选择时机以及相应生育政策调整的时间选择;讨论实现零人口增长后仍然存在的人口问题;阐明零人口增长并非是中国人口问题的终结。     

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展望

中国人口死亡率自50年代开始下降,当70年代初生育率开始显著性下降的时候,人口死亡率已经降到低水平,并保持至今,90年代已经基本实现人口低增长,中国在社会经济基础尚不发达的背景下,仅用了1/4个世纪就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经历1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才实现的人口转变过程。?..     

21世纪中国人口面临的艰难抉择──生育率与人口规模·老龄化的前瞻

总人口、老年人口规模与生育率呈正向变化以及老龄化程度与生育率呈反向变化的矛盾, 决定了低生育率导致人口数量较少但高度老龄化; 高生育率导致人口规模扩大但老龄化程度较低,造成未来生育政策调整的艰难抉择。促进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最主要矛盾,继续坚持低生育率政策,坚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是首要任务     

改善出生性别结构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118.58。出生性别结构失衡必然侵害女性生存权利,造成农村经济欠发达地区男性择偶困难、加剧女性就业难度＂、婚姻挤压＂及妇女地位问题等难以逆转的长期的社会经济后果。     

大城市外来人口迁移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2008年四大城市的外来人口问卷调查资料,运用多层次Logit模型分析影响大城市外来人口迁移行为的个体因素和迁入地因素。研究发现,外来人口的迁移行为发生较大的变化,城城迁移所占比重的上升导致性别、婚姻状况以及户口类型等因素对迁移概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迁移更多地表现为以家庭为单位;由于外来人口在就业和工资收入上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加之迁入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就业岗位的增加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并且其预期收入水平与城市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相脱离;城市平均工资增长率的提高对非正规部门劳动力产生了挤出效应,减小了潜在迁移者的迁移概率。     

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与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出生性别比自1980年代开始偏高且持续升高,这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男孩偏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经济现状是基础,便捷安全的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技术是手段,少生孩子是动因。计划生育政策是促使少生孩子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途径。计划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偏高并非直接的因果关系。     

我国生育政策演进与人口均衡发展——从独生子女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的思考

我国在全国范围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是在经济发展水平长期低迷和人口"爆炸"强烈反差下被迫做出的选择。计划生育政策根据人口、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形势进行动态调整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也是人口发展规律的要求。全面二孩政策是生育政策调整的延续,终止了紧缩性的生育政策,开启了相对宽松性的生育政策时代,其政策实施的人口效果预期利远大于弊。评判人口均衡发展要遵循人口发展的规律性。全面二孩政策和未来生育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对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我国需要坚持的发展战略。     

全面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厚植人口综合竞争力

<正>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会议将人口高质量发展归纳为“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为全面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和钥匙。人口综合竞争力与人口高质量发展异曲同工。人口综合竞争力是人口各要素在一定发展阶段的集成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反映,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