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教育营利问题的几点思考

在我国民办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民办学校能否营利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教育实践，也是人们争论的一个焦点。通过对“民办学校”以及“营利”的界定以及对我国民办学校“营利”现状的介绍揭示出我国民办学校“公益性”性质与“营利”之间的矛盾，并试图从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营利性私立教育的比较研究中得到一些启示。     

关于保安语积石山方言中的程度副词mo(O)l(n)和g(y)

本文比较了保安语积石山方言中的两个程度副词mo(O)l(n)和g(y)的用法,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蕴舍比较义.     

《文心雕龙》编辑主体理念对高校学报编辑实践的镜鉴

在现代编辑学理论中,学报编辑主体论常从编辑主体的思想立场和文化素养、知识功底和学术素养、职业品格修养等方面论及,这些编辑主体论思想,其实在刘勰《文心雕龙》通篇都有印记,可以说是现代编辑主体观的萌芽.我们应当充分重视并继承刘勰编辑理念的科学性,启迪现代高校学报编辑工作实践,以古鉴今.     

如何控制切槽断屑的流出方向

在链轮加工中(如图1),因工件尺寸较大,外圆深槽加工较深,切屑易形成"条状"或"片状",影响排出,既影响产品品质,也容易造成"扎刀"。为保证加工品质并使切屑呈直线状自动流出再卷成"宝塔形",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对工件装夹要     

中国国民革命──亚洲革命的升华

１９２４──１９２７年的中国国民革命，是十月革命后在亚洲爆发的一次最重要的人民大革命，它不仅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决定意义的作用，而且对亚洲的革命有着深远的影响。一中国国民革命是亚洲革命的升华。在革命中，工农已从过去主要追随、支持资产阶级革命转为革命的领导和主力及革命的启动者，而且在革命力量的组织发展和联合形式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新特点，它标志着亚洲革命一个阶段的开始。首先，工农群众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已不是以革命的追随者和自发的斗争形式出现，而是以革命的先锋、主力…     

日本式经营的国际化——现状与课题

日本式经营方式在80年代倍受国际瞩目,但1991年后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使日本经营者反认为日本式经营成了企业强化国际竞争枷锁而对之加以修正。通过概观对日本式经营方式的国内、外的截然不同的反映,可以明确长久以来对日本式经营的特点、普遍性和局限性一直含糊暧昧的认识。 日本式经营的三大支柱:终身雇佣,年功序列(论资排辈),企业别工会组织。最初在欧美更关心建立在这基础上的QC(质量管理)班组活动,而欧美不存在象日本一样第一     

吉林省老年人群周围骨骨矿含量测定结果分析

目的 通过测定所得骨矿含量数值更好的评估骨强度,监测骨质疏松的发生、发展,提高高危患者骨折风险识别能力.方法 选取吉林省2375例50-89岁体检者运用美国OSTEOMETERDTX200周围骨骨密度测量仪测量受检者非受力侧前臂桡尺骨远端三分之一处的骨密度、骨矿含量,应用采用SPSS 17.0软件分析处理,数据用X±S表示.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男性50～59岁年龄组OP发生率为9.33%,女性为7.38%;60～69岁男性OP发生率为18.59%,女性为26.26%;70～79岁男性OP发生率为40.00%,女性为55.90%;80岁以上男性OP发生率63.93%,女性为71.42%.结论 提示随着年龄增加,男女骨密度及BMC均呈下降趋势,女性下降速度明显较男性快,OP发生率也随之增加,各年龄组之间OP发生率女性亦均高于男性;T值大于-1的受检者中有5.74%骨量丢失率在13%～24%之间,亦为骨量减少范围,这类人群远期骨质疏松症的发病率及骨折的发生率很高,故骨矿含量(BMC)在临床骨质疏松症的诊断、治疗、预防骨质疏松骨折发生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铸型充填模拟中紊流的数值分析

采用ｋ－ε双方程紊流模型对金属铸件铸型充填的数值模拟中紊流进行了分析。对车床卡盘体铁铸件铸型进行充填说明流动形态沿型面背压上升比较快。形成的紊流中心与实际铸件不致密区重合。紊流中心表观紊流粘度比分子粘度大２～３个数量级，因此必须考虑紊流对动量传输的影响，模拟结果才更符合实际情况。     

全球环境管治改革:争论与进展

产生于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主要组织决定就是创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其职能是在环境全球管治中协调联合国相关机构的环境活动并担当新政策创议的发动者。自那时以来,国际社会已经在环境全球政策(以及最近在可持续发展政策)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创建了大量的条约、组织和机制。从总体上说,进展是积极性的,并日益指向一种不断扩展着的全球环境管治体系。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尽管全球环境管治体系的规模和资金都在迅速扩大,但它在实现其实质性改善全球环境、走向可持续发展甚或扭转环境恶化趋势等目标方面并不是真正有效的,甚至可以说,恰恰是全球环境管治体系的演进本身带来了难以应付的制度性挑战。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一种渐趋一致的共识是,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如何改革这一现存体系,而且关于全球环境管治改革的讨论必须超越联合国环境署本身的改革,以便构建一种全新的体系,其中不同行为体能够更加高效和有效地相互作用,从而服务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     

环境税改革与绿色增长:欧洲视角

欧洲的环境税改革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但自2001年起却经历了一个持续的发展低谷阶段,而最近,日益严厉的碳减排目标和众多欧洲政府通过税收来减少公共赤字的需要相结合,正在促成人们对碳/能源税和环境税改革兴趣的再度提升。本文的基本观点是,环境税改革是一种促进绿色增长的政策,也就是带来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环境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而欧洲范围内的环境税改革是欧盟实现2020年减排目标十分有效而经济的手段,尤其是在全球性气候合作的背景下。此外,它还可以用来提高一般意义上的资源利用效率。环境税改革是欧洲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巨大政策机遇,它不仅代价较低,而且有助于就业、技术革新和可以长期经济发展的新工业,而这些都是来自公共政策的巨大收益。因而,环境税改革理应成为实现温室气体大幅度削减目标的政策工具组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有赖于欧盟政治家和决策者找到应对环境税改革可能引致的诸多政治挑战的方法,从而代表欧洲实现这一改革的预期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