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诗学

主持人语:大陆与台湾新诗是逆向展开的:当大陆新诗倾心于现实主义的时候,台湾新诗却亲近现代主义;当大陆新诗向现代主义转过身来的时候,台湾新诗总体地又趋向现实主义。两岸诗歌美学的错位,是一个非常有趣、也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诗歌现象。现在,学术界在呼吁对文学进行贯通性研究,近、现、当代贯通,古今贯通,中外贯通。其实,就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还有一个海峡两岸的贯通。尤其是相同艺术取向的新诗在海峡两岸的状况如何,是具有很多可比性的问题。这是一个值得开发的领域。刘士杰研究员的论文从政治背景、艺术传承、表现手法等几个视角考察…     

诗人个人风格的基本特征

民族风格是一个流动的范畴,既有承传,又有创造,对民族风格不应当作静止的理解.时代风格是一个多样的范畴,“一个时代一种风格”的说法既违背客观存在的诗歌现象,也违背诗的艺术规律.民族风格的流动性和时代风格的多样性都在个人风格中变成现实性.在风格学中,“风格”一词有时和“个人风格”同义.“风格”的多义性的第一义是个人风格.《白石诗说》有“一家之语,自有一家之风味”之论.所谓个人风格,就是诗人独特的创作个性的相对稳定的体系.它是诗人成熟的标志.     

鲁迅论苏联“同路人”文学

鲁迅与苏联“同路人”文学,这是值得认真开发的学术领域.建国以来,我国对于苏联“同路人”文学的研究不多.照笔者看来,有的著述还沿袭了我国的苏联文学研究中某些不大合乎实际的传统观点.一九七九年定稿的中南、西南、西北地区十九院校《外国文学》编写组编写的《外国文学》就这样写道:“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21—1925),由于国内资本主义因素曾暂时活跃,资产阶级文艺派别活动也乘机而起.它们是:基本上由过去的未来派组成的‘列夫派’;贵族资产阶级作家组成的‘谢拉皮翁兄弟’;形式主义者组成的‘构成派’;托洛茨基分子把持的‘山路派’等等,它们提出了种种反对无     

余光中的诗体美学

诗体建设是新诗发展中的重要话题 ,也是考察新诗艺术成就的重要角度。新诗的诗体探索在诗行、韵律等方面取得了成就 ,但也存在着散漫的不足。从诗体建设角度考察余光中的诗歌创作 ,可以发现他的诗体美学主要在三个方面体现出特色 :对“综合语言”的寻觅 ;义与音的交融 ;律与变的协调     

抒情诗的寻言

诗是无言的静默,是只可意会的体验。在这一点上,诗与禅是相通的。但诗人不能象禅家那样在“悟”上著足,他在“忘言”之后还得寻言。西谚说:“语言是银,沉默是金”。如果不能将“银”提炼为“金”,就不能称为诗人了。钱钟书《谈艺录》讲得甚为透辟:“了悟以后,禅可不著言说,诗必托诸文字”,“非言无以寓言外之意;水月镜花,固可见不可捉,然必有此水而后月可印潭,有此镜而后花能映影”。英国诗人奥登说:“诗的最终规则之本质,乃是被唤起的情境与言语系统之间进行有辩证意味的斗争的结果。”     

加强高校学生的德育教育必须从多方面着手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充满机遇和竞争的世纪,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高校学生德育工作者如何适应时代的要求,寻找适于新时期高校学生思想品德发展规律的德育教育新模式和新内容,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加强高校学生德育教育,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师德教育,提倡自我教育。      

何其芳的《预言》

1945年是诗人何其芳的重要年代.在这一年,他先后出版了诗集《预言》(二月)和《夜歌》(五月).两个集子,也就是何其芳自编的全部诗集(《夜歌和白天的歌》只是《夜歌》的改版).《汉园集》和《刻意集》虽然比《预言》早几年问世,但前者是三人合集,后者则是何其芳的一本诗文合集,诗的份量也并不重.《预言》除收入新作,几乎囊括了《汉园集·燕泥集》和《刻意集》的全部诗     

区域文化视角下的重庆文学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是学术界提出的"重写文学史"理念的原质性延伸.重庆文化是重庆文学的摇篮,又是重庆文学重要的审美对象.重庆文学在文化遗传和文化发展中形成自己的特色,这就是从远古的"下里巴人"开始的浓厚的诗歌传统.     

“致敬新时代·奋斗温商路”系列报道之——大象中原,“豫”见精彩温商

正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对于温州人,有一段著名的论断——"地球上有鸟儿飞不到的地方,但没有温州人到不了的地方;世界上有许多艰苦的工作,但似乎没有温州人干不了的工作。能吃苦、能耐劳、敢想敢闯、永远不满足现状、充满了幻想力和冒险精神,这就是温州人的性格。"巧合的是,路遥在小说《平凡的世界》中,对河南人也有类似描述:河南人是中     

守住梦想——我的学术道路

中国现代诗学研究是一个复杂的领域。这里有现代诗学与古代诗学的沟通,又有中国诗学和外国诗学的对话。中国现代诗学应当保持以抒情诗为本、推崇体验性的传统诗学观念,同时又在诗对客观世界的历史反省能力和形象性上向西方诗学有所借鉴;中国现代诗学应当保持传统诗学的领悟性、整体性、简洁性的形态特征,同时又在系统性、理论性上向西方诗学有所借鉴;在诗学发展上,中国现代诗学应当保持传统诗学的“通”中求“变”,同时又不拒绝在艺术的探险精神上向西方诗学有所借鉴。这是我一生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