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范围”探析

法律基于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目的,要求经营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是甚为广泛的;但经营者并不是消费者所有风险的保险人,经营者仅就“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对权利主体承担相应责任。“合理限度范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立法上并未对其做出具体的规定或解释。面对纷繁复杂的案件,本文认为,在界定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范围”时。应结合具体的案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来加以综合分析。     

普通话水平测试中的几个问题——对一项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

普通话水平测试简称 PSC,自 1 994年正式实施以来取得了充分的成效 ,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通过调查显示 ,影响该测试信度和效度的主要有两个方面 :考场环境因素和试卷本身的因素。前者集中于“距离”和“态度”两项 ,并牵涉着如何将交际学引入 PSC中的问题。后者则集中于试卷的第一项和第四项 ,这是试卷研制部门应加以考虑的问题     

关于原史文化及文本研究的一些设想

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近年来也发表了一些总结性的文章 ,这是完全必要的。然而 ,2 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 ,有些问题直接影响了这一学科的发展 ,更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在 2 1世纪之初 ,提出这些影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 ,或者提出一些对学科发展起重要作用的前沿问题供研究者们思考 ,比具体解决一个两个实际问题更有意义。有鉴于此 ,本刊发表一组笔谈 ,以期促进 2 1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本刊竭诚欢迎海内外学者参与这些问题的讨论     

谈西部开发中的几个问题

分析了西部开发的环境特征,并提出了几个应注意的问题。     

龟雹 鱼雹 人雹

1894年5月11日下午,美国维克斯堡出现一场严重的冰雹,冰雹由一种雪花石膏块组成。当日,距维克斯堡不远的博文纳也降了雹,有一个直径达15～20厘米的大冰雹,目击者拾来一看,里面竟有一只乌龟,称为“龟雹”。     

明代宦官问题论纲

(一)在明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看来需要有一个专门学科,即宦官学。阉人存在于古代一些民族和今天仍然保有古老风俗的个别民族。他们或者是战争中的俘虏和罪犯,或者是王公贵族和富商的家奴,或者是陈规陋习的牺牲品。第一种情况已经成为古老的历史。第二种情况见于古代埃及、希腊、罗马和一些东方国家,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和寺尾善雄的《宦官物语》均有生动叙述。至于第三种情况,不妨阅读美国人约翰·根室的《非洲内幕》,那里描写了若干黑人部落的习俗:割去其他男子的生殖器赠给心爱的姑娘,竟被看作是爱情忠贞的信物。     

习近平关于劳动教育的重要论述及其理论品格

习近平关于劳动教育的重要论述是立足时代之变、紧扣发展之要、回答发展之需的科学论述。习近平关于劳动教育重要论述思想深刻、涵义深远,在价值目标上,强调要培养青少年崇尚劳动的劳动价值观;在践行路径上,指出要构筑全员全过程全社会的协同育人劳动教育实践体系;在功能效用上,强调劳动之于个体、社会的幸福旨趣,彰显了深厚的人民情怀、严谨的理论架构、鲜明的问题导向、科学的理论创新和厚重的历史底蕴的理论品格。     

岳飞三误

抗金英雄、一代名将岳飞之死是一大冤案,对此史家早有定论。在宋高宗对岳飞的态度由最初的信任到后来的猜忌,再到必欲除之而后快的转变过程中,固然有高宗的帝王阴暗心理、秦桧等人的诬陷等因素,但岳飞本人在处理一些重大问题时的失误,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固执轻率——擅离职守撂挑子应该说,在绍兴六年(1136年)以前,高宗和岳飞的上下级关系还是相当融洽的。但绍兴七年(1137年),在刘光世军队的归属问题上,高宗和岳飞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和冲突,和谐的君臣关系出现了无法弥合的裂痕。刘光世是南宋“中兴四大将”(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岳飞)之…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东北邮政的处置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邮政不断遭到日本的侵扰与破坏。事变初期在国民政府外交收复东北的策略下,邮政总局及东北地方邮局设法维持辽宁、吉黑两邮区的运转,以沟通信息并配合外交交涉。日本扶持伪满洲国后,其侵扰东北邮政的方式由直接侵吞转向利用伪满洲国强制“接收”。1932年6月,随着国联调查团离开东北,中日双方在国联的角力进入最后阶段。此时,日伪方面积极推动“接收”东北邮政,以塑造伪满洲国的“独立”形象,国民政府则采取封锁邮政的方式进行反击。纵观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东北邮政的政策,其核心在于寻求国际支持与对日不妥协,这与1934年国民政府对日妥协背景下的通邮谈判有着明显区别。     

汉学是科学吗——现代中国汉学和宋学的对立

20世纪初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加速了科学与哲学的分化,汉学和宋学的对立也被卷入这种分化之中。在科学派一方,丁文江坚持科学万能论,主张汉学是科学,宋学不是科学;胡适认为汉学并非汉儒之学,而是宋学“格物致知”方法的延续和发展,与西方科学处于同一路向。在玄学派一方,张君劢认为宋学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企图以宋学包容汉学并由此重建新儒学;冯友兰则认为宋学是哲学而非科学,正是因为其具有空虚这一不同于科学的特征而成为中国哲学经久不变的主流。而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之前,王国维早已对汉宋划界问题有所预见,他较为倾心于汉学并试图调和两者的矛盾,然终不可得。对汉宋划界形成过程的追溯为我们重新思考何谓“中国哲学”提供了一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