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经文化教育论的三大特征及其影响

礼经的文化教育论是礼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主要思想不仅被历代封建统治者继承和发展，而且在此基础上形成和确立了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制度和官吏制度相统一的培养和选拔任用人才的模式，并进而刺激了中国私学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官学、私学、社会教化三位一体、相互补充的格局，使文化教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角落，对中国的政治及文化教育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从美刺言诗到废序言诗——《诗经》宋学的进步意义和局限

汉儒以美刺说《诗》,将《诗经》当作政治历史教科书的情况一直延续到宋初,其说教不仅背离了诗歌研究的方向,也很不适应宋代的社会政治需要。为了维护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恢复儒学的活力,一些宋儒掀起了一股疑古惑经的文化思潮,废《序》言《诗》,自由讨论,给《诗经》研究带来了积极影响,并取得了不少新成果。宋学在批判精神、创造精神、求真务实等方面有着历史的进步意义,但同时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关系又有着明显的思想局限     

治人之道 莫重于祭——论儒学的祭礼及其对传统文化的影响

儒学“五礼”，祭礼居首，最为重要。讲祭礼在整个儒学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体现了儒学所具有的宗教色彩。但儒学不是宗教，它讲祭祀是要通过祭礼的形式推行教化，以达到“治人”的目的。儒学的祭礼也因此而被历代统治者所首肯，成为正统的宗教礼仪制度，并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爱国与忠君思想在分裂割据和大一统时代的文化意义——以屈原类型和杜甫类型为例

古代中国的农耕个体经济、社会政治结构是形成爱国与忠君思想的基础。古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但在漫长的历史中也出现过短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因分裂而出现的"国"只能是中国境内的地方割据政权,而非主权国。这些"国"都有着共同的中国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其爱国思想属于中国爱国思想文化传统。古代中国的爱国思想往往与忠君思想结合在一起,这是古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必然产物,是古代中国爱国主义的特质,而非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屈原和杜甫分别是分裂割据时期和大一统时代爱国与忠君思想的代表,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得到爱国与忠君思想文化传统的一些规律性认识。     

读诗札记──《国风》新解

准确地注释《诗经》词句的原意，是研究《诗经》基础工作，也是最重要的工作。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古今学者在注释和解题中值得商榷的问题，提出了新解。     

《诗经》四言体诗歌创作在汉代的赓续和转化

汉代经学的昌盛使四言诗有着很高的地位,并成为汉代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也产生了一些典范作品, 成为四言诗的尾声余响。由于汉代四言诗在思想内容上的缺陷和四言本身的局限,因此四言诗发展到汉代便衰微 了。但是,四言句式却被转化到汉代其他文体中继续存在。汉代其他一些韵文体如赞颂、碑铭以及辞赋等,在文体 上往往采用四言体或利用四言句式与其他句式搭配而成。四言诗在汉代的转化或流变,是促进这些文体发展的重 要因素。     

先秦婚制和婚俗在《诗经》婚恋诗中的反映

先秦婚制和婚俗是产生《诗经》婚恋诗的社会土壤,《诗经》婚恋诗也因而分为贵族婚恋诗和民间情歌两大类。这两类婚恋诗,都从不同的层面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先秦婚制和婚俗对社会各阶级阶层婚恋生活的不同影响,以及在婚制和婚俗的矛盾冲突中民间婚恋观逐步向统治阶级的婚制礼俗观转化的过程     

杜甫忠君思想再认识

在杜甫给我们留下的一千四百多首诗中,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他忠君,恋君、感君的地方,据笔者统计,有八十余处以上。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认识杜甫忠君思想产生的基础、内容、变化和实质,以求得对杜甫忠君思想的正确认识。 马克思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这本身代表着社会统治的物质力量的阶段,同时也就是这个社会的统治精神力量”。在唐代的统治阶级思想中,虽然是儒道佛三家并存,但作为维护和巩固封建秩序,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主要还是儒家思想。在唐代科举考试的内容中,儒家之论占了很大比重。杜甫在青少年时     

羌族民间故事巡礼

羌族是我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羌族对我国的贡献是巨大的。公元前四世纪秦献公时,一部分羌人迁向西南,其中在岷江上游定居下来的古代羌人,即是今天羌族的祖先。羌族人民曾用“堪耐寒苦”的双手,开拓了“九石一土”、“土地刚卤”的土地,~[1]他们又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