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诚意不是两事——关于朱熹工夫论思想的若干问题

对朱熹工夫论思想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探讨:1.简要梳理朱熹格物论形成过程中的问题意识,指出朱熹在建构其工夫理论时,对"二程"的工夫论述有取有舍,凸显出朱熹工夫论思想的独特立场;2.考察朱熹"格物致知是《大学》第一义"这一重要论述,分析其在何种理论企图之下,再三强调格物在《大学》工夫程序中的首要地位;3.分析伊川"察之于身"的格物论及其与朱熹"反身穷理"之命题的理论关联,在此,朱熹已意识到居敬与穷理应当是一种"互相发"的关系;4.朱熹所言"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不是两事"之说乃是其工夫论思想的终极之论,此论意味着格物与诚意既可两立又不可分离,但这种不可分离又不具有浑然合一性。朱熹若能坚持格物致知至诚意正心乃同属"明明德之事"的立场,则格物诚意不是两事的观点始能真正落实,由此可以建构起一套义理自足的儒学工夫论的理论形态。     

房地产如何走向均衡发展？

住房是商品，必须要保持适度的供求比例，特别要防止供小于求。目前大部分地区供小于求。房价就要上涨，问题出在土地供应滞后，重要原因是城市地租分配，农民所得太少。住房是资产，具有保值增值功能，可用来消费和投资，这就要求银行利率不能是负利率，负利率就是鼓励大家去买房。从而推动房价上涨。     

德川日本徂徕学的礼仪制度重建

日本儒学"古学派"代表人物荻生徂徕的思想很具批判性。他的工作主要分两部分:一是通过复原圣人之道的原貌来彻底颠覆宋儒的形上学,一是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来为制度重建奠定基础。由于圣人之道具体体现为礼乐制度,所以其在现实世界的落实就应当重建礼乐。荻生徂徕先肯定"礼"是先王制定的"准据",具有普遍性,同时指出圣人制礼以"人情"为依据,所以作为普遍性之"准据"的礼仪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运用,必须"斟酌己意"、"求合人情",并按照"心之所安"的原则来实行。但是徂徕深感中日"代殊土殊俗殊",故若要在现实日本重建礼仪已基本无望。     

无善无恶——从阳明学到阳明后学

阳明学是一种思想学说，同时也是一种思想运动。良知学说构成了阳明心学的理论核心，但是有关良知学说的种种诠释活动并没有因王阳明的去世而告终结。阳明后学是阳明学运动的延伸和展开。从阳明学到阳明后学，不妨可以理解为是心学运动史上的一个历史事件。     

吐鲁番出土的两件唐人互佃契

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不少租佃田、园契券,据粗略统计不下百件。这些租佃契券形式不一,内容多样,有纪年可按者,自高昌延昌廿四年(公元584年),迄唐大历三年(768年)。本文介绍的互佃契,即其中两件。这两件互佃契同出于阿斯塔那506号墓。该墓以出土迄今仅见的葬具——纸棺而知名于世,所出文书之多,为吐鲁番已发掘古墓之最。此两契同拆自墓主人张无价所著纸制长靴。该墓系1973年秋所发掘的32座古墓之一,发掘简报已见《文     

从政治文化角度看道学工夫论之特色——有关朱熹工夫论思想的一项新了解

在宋代道学,格物与诚意,何者具有首要地位?这是道学工夫论域中的一大理论问题。历来以为朱熹以格物为《大学》第一义,于是诚意工夫便落为后手。然而当我们将道学工夫论置于政治文化角度来重新审视之际,我们发现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道学家劝导君主应当努力实践的第一序工夫,往往不是格物致知而恰恰是诚意正心。朱熹自述他"平生所学"止有正心诚意四字,这一自述无疑是朱熹工夫论思想之特质的重要写照,由此可以使我们获得有关朱熹工夫论思想的一项新了解。     

略论儒学的“孔颜乐处”

何谓“孔颜乐处”?按字面解释,是指孔子与颜回的快乐;而在宋明道学家看来,乃人生的一种精神境界。“孔颜乐处”的典故出自《论语》,但其被着意渲染和受到重视则是在宋明新儒学。最早把“孔颜乐处”作为教学内容的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     

王船山的理气论

在宋明理学研究领域,气学、理学（道学）、心学三分构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一个基本预设。张载作为宋代道学的奠基者之一,开创了所谓“气学”传统,王船山的思想以重建道学传统为根本旨趣,丰富和推进了气学理论。船山理气论呈现的思想样态表明,船山是广义道学史上的人物,而非单纯的所谓“气学家”。船山学在本体论域,接受周敦颐的太极说及朱子的本体论诠释方法,以太极释张载的“太和”,肯定太极即本体。在理气问题上,船山学在“天地之理气”的预设下,坚持理气不离、理气一体的立场,同时对朱子学的理气不杂说亦有肯定,提出“气不损益,理亦不杂”说,并承认相对于气而言,理有“秩序”义,因而在工夫上主张“以理御气”,呈现出与理学工夫论相符的一面。船山学一方面坚持“理是气之理”的气本论立场,甚至认为心、性、天、理都必须“在气上说”,另一方面又引出“诚”的观念,认为诚是气的本然之体,又是天之实理,而且诚是“极顶字”,是不可用其他字“代释”的最高概念。船山学在宇宙论本体论问题上略显复杂的观点论述表明,其理气论在实质上仍属于气学形态。总之,船山学是对濂溪学、横渠学以及朱子学的继承和创新。     

从本体到仁体——熊十力哲学及其与宋明理学的交汇

熊十力在20世纪上半叶建构近代中国哲学的过程中有突出的原创性贡献。20世纪30年代初,熊氏建构了颇具中国哲学特色的本体论,认为与西洋哲学割裂本体和现象的二元致思趋向不同,中国哲学的本体既非超脱于万物之上的“独存”亦非潜藏于现象背后的“原因”,提出了“由体显用”“即用显体”的体用不二论。熊氏由此反对西洋哲学或佛教有宗的本体论所导致的“二重世界”或“二重本体”的理论弊端,显明中国哲学本体即“全体”、全体即“大用”的理论特色,构成其哲学的主要标识和理论贡献。熊氏在20世纪40年代更提出“仁体”说,揭示了仁体具有“生生之仁”和“一体之仁”这两项宋明理学“仁论”的基本义,使得熊氏哲学既有不同于西哲或佛学的创新性,又与宋明理学尤其是阳明学传统存在思想交汇点。熊氏继而将仁体论拓展至儒家经学乃至外王学领域,提出了“经学即仁学”的儒学观及“以仁为统”的政治观,揭示了仁学在社会政治学领域的应有理论意义。总体看,熊氏哲学作为近代“心学”的典型形态,对于接续儒学在近代中国的“一线之绪”以重建中国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善书思想在东亚的多元形态——从区域史的观点看

21世纪东亚儒学研究正渐成显学。本文结合自己的一些研究经验,对上世纪后期史学界新出现的区域史研究方法的意义及其问题提出若干看法;继而将中国置于东亚地域,对中国善书思想在东亚地域所呈现的多元样态做一客观的了解;指出从区域史的角度出发来考察传统儒学在东亚的历史,必将由此建构东亚儒学是一多元文化形态之观念,庶可避免以往一国史研究容易陷入的中国中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