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关系疏离”与个体安全感研究——以鄂东某村艾滋病人为例

个体安全感作为其他人类安全的基础,是研究基层社会和一线生活的重要起点,而个体危机事件正是考察个体安全感的切入口.本文以面对生命安全这一人类的生命安全底线作为试金石,考察当乡村艾滋病事件这种威胁生命安全的个体危机事件入侵时,个体安全感是如何丧失的,丧失的机制与逻辑是什么.文章通过大量的事实和经验证明,来自理性与利益算计下的大量乡村社会关系的疏离,是导致乡村个体安全感丧失的最主要机制.因此,在社会关系为支持的系统建设上,建立一张强有力的社会支持系统人际保障网,使得个体在危机性事件后,个体安全感不至于有全面丧失的风险.     

是逻辑,还是逻辑学——与程仲棠、王左立两位先生商榷

在考察"是"与逻辑的关系之前,首先应该明确"逻辑"与"逻辑学"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本文认为,无论将逻辑等同于逻辑学,还是取消本体性质的逻辑,将之归结于逻辑学的规定,都是将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皆欠妥当.承认逻辑的本体地位是解决这方面问题的关键.     

和谐发展的矛盾解读

和谐发展具有丰富的矛盾内涵:它以承认矛盾为前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矛盾的过程;和谐是矛盾的一种状态.和谐发展是社会发展各要素对立与统一的结果;和谐发展是"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协调发展.     

三陪女、宣传部长及其它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聊时。最近在长江之滨的湖北省荆门市甚为流行的是一首“荒唐荒唐真荒唐,三陪小姐当部长;稀奇稀奇真稀奇,小姐爱上焦书记。”的打油小诗。区区二十八个字,鲜活地勾勒出原市委书记焦俊贤拜倒在三陪女陈丽投怀送抱的石榴裙下,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人事权杖,行瞒天过海之能事,最终让陈丽在短短的一年内,就由一名一无文凭.二无党票,三无干部履历的三陪小姐,摇身一变为中共正式党员,大     

弟子们眼里的周銮书

赵明,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入江西师范学院(今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是周銮书的入室弟子。"文革初,北京揪‘三家村'总店掌柜邓拓、吴晗、廖沫沙,江西也以打到‘三家村'为开端,谷老霁光是‘三家村黑店老板',周銮书则是‘少老板',我的另一位老师姚公骞先生亦荣膺‘伙计',三人首当其冲。由此,也可见其在江西史学界的学术地位非同一般。"赵明教授这样介绍说。现已成为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的赵明教授,至今记得:"当时銮     

黄兴与熊希龄的乡谊及其党见

黄兴与熊希龄同属清末民初在全国有影响的湖湘精英,然而二人之间的乡谊亦经历了三次大的离合:在财政总长人选上,黄兴重乡谊和才识,破除党见,大力推举熊希龄;但是当"大借款"一事发生,二人的乡谊便荡然无存,为党见所取代;后来在关注湘事、物色湘督人选问题上,二人则又摒弃党见,共同眷顾桑梓。党见与乡谊难以同时一力兼顾。党见影响着黄与熊之间的乡谊,离合成为其乡谊存在的必然表现方式。历史的借鉴和启示:破除党见、重视乡谊,是正确取向。     

多元化发展性评价在幼儿园的应用

布鲁姆认为：“孩子之所以在学习上存在差异。很多是由干孩子的成绩、动机和态度等方面不同的‘履历’造成的”。他指出在教学之前,必须把这些不同的“履历“诊断出来,识别不同孩子在认知和情感等方面的程度和水平,提出使用多元化指标发展性评价的教学手段。     

“吾先哲”精神的卫道：《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学术独立之先觉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作为梁启超第一本综合评述中国学术思想著作,无论在体例、著述形式、写作模式方面均为彼时独特之创作。该本小著作虽系未完成之作,却打开了一扇关于“吾先哲”精神的独立之窗,其中隐隐透露梁氏学术独立之发端。旧书新读,不但在于回溯过往思想经典,更在于提取学术思想独立之源。     

加强乡镇(街道)劳动保障工作机构建设之浅见——以河南省平舆县乡镇(街道)劳动保障工作机构建设为例

加强乡镇(街道)劳动保障工作机构建设是劳动保障基层基础工作的重要内容,笔者以河南省平舆县为例谈些粗浅之见,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一、基本情况平舆县位于河南省东南部,两省(河南、安徽)三市(驻马店、周口、阜阳)接合处,总面积1282平方公里,辖9镇7乡3个街道办事处,221个行政村(居委会),9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79.6万人,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中国车舆文化之乡、中国建设工程防水之乡、国家卫生县城、省级文明县城、省级园林县城。     

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

本文是对费孝通先生晚年思想转向之成因的研究。费孝通晚年的研究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力倡"文化自觉",由早年注重西方文化变而偏重于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对费孝通晚年著作的详细考察,本文认为,费孝通的思想转向是他在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不间断的调查、实践和反思中形成的。这种思想转向是一种"社会科学"的转向,而不是文化立场的转变。本文以四个部分来论述这种转向的发生。前两个部分讨论费孝通晚年谱写的"两篇文章",即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研究、民族和边区开发研究。在这两个领域的经验研究中,费孝通都遇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挑战,他发现：乡村工业、民族和边区的发展都不只是经济社会政策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问题,而是和其背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心态和文化有关。如何把握这些心态和文化,是本文的第三个部分,即费孝通晚年社会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费先生从英国人类学家Leach因《江村经济》所提出的两个方法论问题入手,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里展开了漫长而严谨的反思。反思的结果一方面是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新看法,也是对上述两个经验问题的总回答,另一方面是对"文化自觉"理论的方法论补充。本文的最后一个部分讨论的是费孝通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晚年如何身体力行,在"差序格局"中"推己及人",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是为真正的"文化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