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自我──法律现代化与法文化转型

超越自我──法律现代化与法文化转型周永坤法律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社会法向近代工业社会法的转变过程。由法文化学观之，即是从公法文化向私法文化的嬗变过程。从我们的祖先开始一代一代用自己的双手营造了无与伦比的公法文化。这种法文化自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与现代...     

警惕调解的滥用和强制趋势

诉讼调解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民事纠纷解决方式,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蕴涵。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民事诉讼调解经历了从一度过热到渐渐趋冷,然后又走向重兴的“U”字形过程。在这中间有许多可以认真总结的经验,也有许多引人思考的问题。但从国际司法界的发展大势来讲,调解,即ADR日益为世界各国所采纳和接受。ADR即英文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的缩写,其字面意义为“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也可以根据其内容实质意译为“审判外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等。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在探讨和摸索ADR的实践经验,原则是既将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引入民事诉讼程序,强调调解作为非诉讼解决纠纷方式的地位,同时又不使其偏离法治的轨道。当前,无论在现实层面还是在法理层面,诉讼调解一直是中国法学界和社会舆论的热点话题,同时也是一个至今仍有争议的法律问题。各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观点都在不同程度上深化着人们的认识。应当说,理论探讨可能对司法实践产生影响,司法实践同样也会推动理论的发展,这或许正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正确方法。     

寻求法律平等的基础

中国当代法律中不乏歧视性规定,它与法学的科学主义定位有关.科学在古希腊只是神学、哲学和科学话语中的一支,中世纪它一度失去了正当性.在现代科学取得胜利后,科学一度垄断了话语权.历来作为正义之学的法学随之成为科学.在理性的科学观中,科学只是三大知识体系--科学、规范学、人文学--的一个分支,法学的核心知识是规范学.因此,法学研究的中心任务不是发现规律而是追求良善.法学追求良善的逻辑起点是人格人,是人和人之间的"主体际关系",从这一主体际关系出发,人的平等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宪法的变迁——历史与未来

近百年来,中国宪法经历了从上半叶的随意性修宪和下半叶的斗争型宪法到建设型宪法的转变.其主要特点有变动频率大,宪法实效差,政治导向过浓,修宪程序化程度低,宪法直接效力和违宪司法审查未能入宪,推倒重来的多,新内容少,正式修宪与非正式修宪并存.之所以造成如此状态的原因主要有悠久的人治文化传统,立宪主体与政治权威的合一,修宪社会力量不足,独立的法学家群体缺乏,法理念的工具论.21世纪的中国宪法将在结构、效力和修宪程序诸方面发生重大变革.     

意识形态的终结和法治理想的追求——奥克肖特政治哲学思想探微

意识形态政治是世界各国的主流政治,尽管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却总是难以摆脱以一种意识形态抵制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怪圈。奥克肖特冲破意识形态话语的束缚,从保守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对意识形态的弊端加以剖析,并对＂法治＂内涵进行全新阐释,力图以此消解意识形态。他反对将＂自由＂和＂法治＂意识形态化,并强调政治哲学应该和现实政治保持距离,时刻保持谦逊低调的学术姿态。按照奥克肖特的法治理想,当代政治生活应当尊重传统、推动多元、树立实质的法治权威以及防范政府权力独大。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

"农民"一词产生很早,在古汉语中,它的基本含义是以耕种为生的人。在以农为本的古代,农民受到尊重。民国时期,农民的基本含义未变,但是它被严重地政治化了。在前改革时代,农民的传统含义被颠覆,农民成了为国家生产粮食、为现代化提供积累的不可改变的身份,且农民本身被政治上层级化。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权利保障有所提高,农民自身的等级被取消,但是城乡二元这一歧视农民的社会结构仍然存在。解决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权利保障,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农民的财产权、平等权和迁徙权的保障,使农民成为一种自由选择的职业,而不是身份。     

什么是国际财务法

国际财务法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正象它的研究对象一样是法律制度中一个比较新的分支。因此,国际财务法的许多领域有待于作科学的探索。甚至它的概念还不是十分明确的。在论述这个题目为数很少的著作中,一致的意见仅仅是一个否定的结论,从而划分它的研究领域也不能令人满意。那些仅规定国内财务行为的法律规范,和超国家的财务行为相对比,不是国际财务法的组成部份。相反地,是否每一个用来规定国际财务行为——这些财务行为越出了国界——的法规本身就属于国际财务法,则是有争论的。简单地说,是否国际财务法仅包含那些属于冲突法的法规(第一部分)或者还要加上那些属于实体法的法规(第二部分)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对于第二种看法,凡超越国境起作用的财务法规,不管它是冲突法规还是实体法规,都将属于国际财务法。     

网络实名制立法评析

网络实名制既不合国际惯例,也已为世界上唯一的实名制国家——韩国——证明为得不偿失。网络实名制是直接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它通过对隐私权的侵犯间接侵犯公民的安全权,特别重要的是它直接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它也会妨碍反腐事业,使反腐失去第一推动力。如此不顾国际惯例与前车之鉴的立法之所以出台,与家长主义立法观念有关。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几个元理论问题

人治曾经是几千年中国政治文化的最高原则,随着满清泥足巨人的轰然倒塌,中国终于同这一传统决裂,选择了法治之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1949年以后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观念上再陷入治窠臼.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解放思想的大潮中,举国再次探索被妖魔化的法治的可欲性.     

规则权威与政治道德权衡——药家鑫案量刑评与思

药家鑫的杀人罪行无疑是严重的,但是他有自首情节.因此,依据刑法第67条、第48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依据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依据量刑平衡原则,参酌废除死刑的国际潮流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药家鑫罪不当死.药家鑫死于司法工具化和民意审判的司法制度.我们对药家鑫案的审视,其意义不仅在于为一个有罪、但罪不当死的生命伸张正义,更重要的是在于提请政治界法律界当坚守减少死刑并逐步消灭死刑的文明目标.为此,当禁绝民意审判,确立权利优先的法哲学,优化司法生态,消解社会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