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执政党调适性: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战略取向

政党变革是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内部因素是政党变革的直接原因,外部因素是政党变革的催化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整体性和结构性的转型,党的执政环境发生了革命性的历史变迁。中国共产党通过意识形态创新,在组织建设中稳步扩大执政的社会基础,不断提高党内治理的制度化水平,有效整合各种合法性资源,在渐进调适的过程中不断提高了自身的适应性,增强执政党的调适性是中国政党变革和治理转型的核心主题。社会转型进程中的中国执政党建设就是在挑战中生存,在适应中演进的,这种渐进调适过程3的根本目的就是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执政能力建设是执政党调适性的基本立足点,最终通过执政党的转型与重构引导和推动中国国家的现代转型。     

法治建设:转型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战略路径

法治作为人类社会所追求的基本政治价值,既是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石,也是现代社会秩序的基础性保障力量。法治建设有利于社会规范体系的价值内化,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提升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是决定其现代化水平的关键变量。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治理格局中,法治中国建设既是撬动社会治理创新最有力的杠杆,也是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愿景目标和战略路径。     

从各民族平等走向民族共同体：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的演进——基于党的八大至二十大报告的文本分析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话语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关键叙述,其话语内容主要包含对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党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对当下民族工作开展的现实境况的析要,以及对今后推进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原则方向的诠旨。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的演进,始终围绕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回答什么是“民族”,如何在实践中促进民族发展;二是回答民族关系如何协调,如何凝聚社会经济建设与国家发展的共同力量。从党的八大到二十大历次报告文本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话语呈现出从倡导民族“多元”性转向增进民族“一体”性,进而走向铸牢“民族共同体”的演进轨迹,其中包含由“各民族”到“中华民族”的话语主体转变、由各民族间关系的“平等”到民族“大团结”的话语原则转进、由“支援”“帮助”少数民族到“共促”繁荣发展的话语实践形式转型。     

"路径依赖"与"范式转换"--对当代中国宪政建设困境的若干反思

通过对中国近百年来宪政建设史的回顾,分别运用"路径依赖"与"范式转换"概念分析当代中国宪政建设的障碍与路径.本文认为:完全工具主义的宪政建设理念、缺乏宪政制度运作的适宜的社会生态条件支撑是当代中国宪政建设特殊的路径依赖问题.面临变化了的宪政制度建设环境,需要推进当代中国宪政建设的范式转换,其主要内容是突破宪政工具主义的思维定势,肯定宪政限定政府权力边界、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初理念;借鉴新宪政论的观点,大力开展公民教育,培育公民美德;在确立制度权威的基础上,推进全面综合型的宪政建设.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政府治理模式转型

中国现行政府治理模式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障碍,其内生的激励机制偏差是诱发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肇因,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民生问题长期遭到严重忽视的重要原因。实现政府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和战略重构,通过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相互促进和良性互动来优化政府体系的结构与功能,调整和变革现有的政绩考核体系,是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     

稳定与发展双重视阈下的中国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是近年来中国执政党力推的主体性改革,民生和民主问题同为社会建设的关键议题,而"以民生促民主"有利于化解社会危机和实现优质民主,是优化中国社会建设路径的理性抉择。社会建设作为政治发展的基石,民生政治与民主政治的良性互动支撑着中国维稳模式的现代转型与战略重构。现代政治的运作逻辑决定,具有民主品格的现代公民和高度组织化与制度化的现代公民社会构成政治发展的内源动力。中国社会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培育社会的内生力量和构建社会的内生秩序,通过社会体制改革释放深层次的现代政治力量,社会建设是实现中国政治内源性发展的基础性条件。     

变革型政党:对中国执政党建设历史经验与未来愿景的一种理论解读

作为国家建设和政治发展的核心能动者,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和转型的经验和趋势对理性审视中国政治转型过程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内外执政环境的深刻变革推动着党自身的理性化与现代化。执政党在回应社会需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逐步进行现代转型,以政治开放不断增进执政党调适性是构建变革型执政党的基本历史经验。实现变革型政党的再造,增进其开放性与包容性,改善其回应性和调适性,提升驾驭变革浪潮的政治领导力,以执政党的现代转型引导和带动国家的现代转型,是中国执政党建设的未来愿景。     

社区警察的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变量：以A市Y区社区警察为研究个案

社区警察作为构建基层社会秩序的主导性力量,其具体的执法行为不仅影响基层治理的效率,而且直接塑造着政府在基层群众心目中的整体形象。通过对A市Y区社区警察的长期跟踪与深度访谈,发现社区警察普遍具有职业倦怠、强调规范、行为自主性程度下降和内部共谋行为增多的倾向。他们主动压缩自由裁量权的使用,转而强调刻板的规范程序,主要目的在于减轻工作压力和规避日趋严苛的责任追究。而社区警察的职业属性、内部的招募、考核、激励约束机制则是解释社区警察之所以如此行为的关键变量。准确理解城市社区警察行为的独特性,探寻影响社区警察行为的主要变量,对优化城市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