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开支长期增长原因新探

导言在近30年里,西方工业国家的国有部门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意义上都大为加强。然而,国家活动的拓展会极大地影响一个国家的福利,这个问题已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并为社会科学界所关注。人们一再要求更好地控制或限制国家活动。但是在提示对策问题之前,还须更好地把握导致和左右国家活动的社会过程。目前对此已提出有一系列的理论和假设。     

卷首语

关于中国的两极分化或者说存在着贫富差距在加大的这种现象，我认为是存在的。邓小平先生讲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必然有一部分人现在还没有富起来。因此，贫富差距的扩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面，也许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需要公共外交

2008年4月6日,北京奥运会火炬在伦敦传递过程中遭受干扰,先是有一名“藏独”分子试图抢走火炬,然后又有两名“藏独”分子企图扑灭圣火,此后又有数名“藏独”分子试图阻拦火炬传递;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当时的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在英国当地的《卫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看到奥运火炬被抢之后的心情。     

论交易习惯

我国<合同法>中明确承认了交易习惯作为一种补充法源存在,对交易习惯概念的理解将直接影响其法律适应.交易习惯的意义,大陆法系上有"习惯说"与"习惯法说"之争,我国<合同法>上的交易习惯兼指习惯与习惯法,适用于合同条款的解释、合同漏洞的弥补、规范合同行为.交易习惯在法律适用中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并不会因为法律的日益明确而减小,因此,我国有必要在立法中进一步明确交易习惯的地位,以克服成文法的局限性,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冯梦龙论“情”

明朝中晚期,意识形态领域呈现错综复杂的状况.一方面,程朱理学猖獗,“存天理,灭人欲”被视为伦理道德的准则,复古主义文学回流掀起……;另一方面,反映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与中国固有的民主思想相结合,孕育出了一些异端之说,王学左派泰州学派的哲学观点、袁宏道的“性灵”说、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言情”说汇成了一股反     

论中外诗歌对杜运燮的影响

四十年代，作为九时诗派的杜运燮出版了《诗四十首》，受到广泛好评，奠定了他在诗坛上的地位。诗评家唐提敏锐地觉察到：“年轻的杜运燮是目下不可忽略的最深沉最有‘现代味’的诗人之一。”袁可嘉则进一步认为，杜诗“代表一个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这些评论表明，杜诗的“现代派’顺向较为突出，但同时也受到中国古典诗歌及同辈诗人的深刻影响，从而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风格。本文拟就杜运类所受中外诗歌影响及所表现出的特征作出系统的分析、探讨。（一）杜运受不规避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他喜爱唐诗，自觉地吸取以唐诗为代表…     

胡塞尔的"意向性直观"与广松涉"意义的所识"

广松涉认为,胡塞尔的“意向性本质直观”不过是人们交互主体地、观念地、逻辑地把握事物的纯主观意识形式,是观念的符号。但实际上,人们对事物的观念把握或“本质直观”,如果脱离人们的社会实践及主体际交互主体的语言交流,它们是很难实现的。因此,这就需要对人们是怎样通过社会实践和相互间的语言交流而形成了他们关于对象世界的对象意识、以及这种对象意识的双重认识构造和“四肢结构”关系予以理论的解析。于是,广松涉独具特色的认识论由以形成。     

论杜鹏程的艺术独创性

独创性是艺术的生命。研究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也就是研究他的艺术的独创性。英国十八世纪有个诗人爱德华·杨格曾有一句名言:“独创性作家是,而且应当是人们极大的宠儿……他们开拓了文学的疆土,为它的领地添上一个新省区。”因为它“在令人惊奇之余使人赞美”,能用它的想象把我们引向“从这个地区到那个地区,从这种乐趣到那种乐趣;我们没有自己的家,自己的思想,一直到魔术家放下笔来为止”。①     

冯梦龙论“智”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比较集中、全面、系统地阐发“智”的作用、表现形态及特性，且时露真知灼见者，当推通俗文学家冯梦龙。他于天启六年（1626）编撰成《智囊》28卷付样，受到读者的欢迎，后于崇债六年（1634）补充有关“智”的事例，编成《智囊补）。冯梦龙为是书写序，对所分10部皆有“总叙”，各卷均有小引，不少条目，还附评注。这些理论性文字，连同书中事例，共同构成了冯梦龙对“智”的看法，构成了他的“智慧观”。（一）智在冯梦龙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在冯氏的思想体系中，“智”乃重要之一环。他论“政”，论“情”，论“谐”、论…     

从统治到服务：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的逻辑转换

从古代到现代社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经历了由统治、管理再到服务的逻辑转换。在古代社会,政府是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排除了其他社会主体参与公共管理的可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只能是权力导向的统治主客体关系;到了近代社会,等级化的官僚行政垄断了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不允许政府之外治理力量的存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的定位只能在单向度的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的思维框架下进行适当调适;随着治理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现代社会强调社会治理的多元化,尤其是强调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社会治理作用,由此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正在走向多样化良性互动的新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