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税收、高福利还是低税收、低福利？

一、福利的逻辑本质 本文标题似乎隐含着这样一个逻辑：即高福利必然是建立在高税收基础上,或者如果一个国家是低税收那么肯定是低福利。但其实也并不尽然。高福利并非一定是建立在高税收基础之上,没有高税收也可以有高福利。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的城市社会状况是“低工资、高福利”。     

历史人物的公关心态（三十三）

审时度势出自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刘欲毕试以完大典,俱审时度势,切中事理。”和洪仁玕《资政新篇》：“夫事有常变,理有穷通。故事有今不可行而可豫定者,为后之福;有今可行,而不可永定者,为后之祸。其理在于审时度势,与本末强弱耳。”意思是,事物是经常变化的,其中的道理是可以理解的。今天看似不可行的事物,能够预见其日后可行的人,日后可以得到好处;而那些今日可行,但不能维持长久者,必定成为日后的祸患。认识其变化的规律,在于能审时度势和分清本末、强弱。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中国2006—2018年工业企业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中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并表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依次通过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检验;各地区行业规模、人力资本和市场竞争力显著促进工业绿色创新,而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因此,应因地制宜设定环境规制政策,充分考虑地区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把握好环境规制的有效强度,从而实现环境保护和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双赢。     

互联网普及、技术效率与服务业发展

从鲍莫尔的“服务业低效率”理论出发,通过模型拓展、实证检验与案例分析发现：经济最终的增长取决于技术效率,网络普及程度可以改变技术效率,进而推动服务业发展。拓展化的鲍莫尔模型强调,只要劳动非效率部门的技术效率不消失,那么经济增长就一定不会走向终结。即便当前网络普及程度没有改变我国陷入服务业低效率的命运,但是网络普及程度通过影响技术效率,已经显著缩小了影响,并且延缓了服务业效率下降的进程。建议重视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重视新型服务业的培育。     

从个人关系到企业联盟关系:中间过程及其调节机制的实证研究

以企业经理与联盟企业人员间个人关系在企业内传递共享为出发点,探讨个人层次关系转换为企业联盟层次关系的机制。基于国内企业联盟数据的实证统计研究显示,个人关系在企业内传递共享对企业联盟关系起正向促进作用,个人关系在企业内制度化是这一正向促进作用的中介因素,联盟双方资源与能力互补性削弱个人关系传递共享与制度化之间的关系。     

以人民为中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解析二十大报告高频词

精准理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今后一段时间的主旋律,透过二十大报告中的一个个高频词,可以更加精准地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文章以相关高频词为立足点,着重从“以人民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中国式现代化’为路径、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等方面展开阐释,以期深入理解二十大精神。     

物流金融与期货交割相结合的价值创造

物流金融是将传统物流业与制造业特别是与金融业进行对接、融合,遵循供应链优化的原则,整合了物资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活动和循环,实现了全程供应链的高效率和低成本.物流公司在向企业提供物流服务的同时,帮助企业解决一些金融问题,例如结算和融资问题.传统做法是,企业向银行贷款往往是以固定资产作为抵押,为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带来的呆坏账,银行在放贷之前都需要严格的审批手续,从而影响了企业资金的利用效率.     

强化法律监督 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现代社会，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一个社会是否和谐，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法律来调整，需要法治来保障，所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