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政职务犯罪之刑事责任的主体和实现方式的探讨

行政职务犯罪之刑事责任的主体不应限于公务员个人 ,在一定条件下 ,行政机关也应当而且可以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对行政机关的刑事处罚可以采取限制或者剥夺其某一项职权等方式实现     

现代信息战探析

信息战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作用越来越明显。信息战争的作战样式、人员、武器均 具有崭新的特点。正确认识信息战争的作用及其特点,有助于我们提高警惕,加强国防,以保障社会主义建设 的顺利进行。     

纪念5．12汶川地震一周年慈善义讲会北京举行

2009年4月21日,由爱国者率先发起的中国民族品牌自信“走出去”的“百万雄师越大洋”活动盛大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陈昌智主席、原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等政府各界领导出席此次活动并致辞,活动还吸引了许多致力于将中国文化传向世界的各界知名人士到场,包括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董事长郭广昌、     

高税收、高福利还是低税收、低福利？

一、福利的逻辑本质 本文标题似乎隐含着这样一个逻辑：即高福利必然是建立在高税收基础上,或者如果一个国家是低税收那么肯定是低福利。但其实也并不尽然。高福利并非一定是建立在高税收基础之上,没有高税收也可以有高福利。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的城市社会状况是“低工资、高福利”。     

智能知识生产模式的本质特征和社会驱动

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一种新的智能知识生产模式正在浮现。与两种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比较,这种新生产模式有弥散、多元的特征。冯·诺伊曼关于人脑语言和计算机语言具有不同逻辑深度和计算深度的观察可以成为理解这种生产模式特点的钥匙。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分析视角看,智能知识生产模式的产出内容和组织方式易受社会因素影响,其智能特征更敏感于社会政治经济等驱动因素,因而也更需要引入科学的公共决策程序来加以约束。     

杨仁山居士在甲午战后对日本净土真宗的批判

中日甲午战后,与日本帝国政府关系密切的佛教宗派"净土真宗"在中国大肆开展传教活动,以上海为中心,在苏州、杭州、南京等地皆设立传教点。被后人誉为"现代中国佛教复兴之父"的杨仁山居士早年曾与该宗人士有所交往。1898年,净土真宗在南京传教之际,杨仁山察觉了其思想体系中颇有违背佛教经典和与日本世俗社会过度妥协之处,对真宗展开了激烈的批判。本文拟从思想义理和戒律制度两个方面,对杨仁山的批判视角进行介绍和总结。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途径与机制研究

将法治政府建设简单等同于推进依法行政、试图通过依法行政的"单兵独进"来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是我国法治政府建设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重要原因。要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进程、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战略构想,需要将法治政府建设放在法治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中进行整体性思考和顶层设计,要以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基本方针为指导,建立健全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的体制机制;加强依法执政的制度建设,规范党组织的执政行为;完善立法体制和机制,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加快推进行政审判制度改革,强化司法监督功能;扩大公民的有效参与,优化依法行政的动力模式。     

全面从严治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

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几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都在理论与实践中对从严治党理论不断进行探索与创新。全面从严治党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面临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情况下为加强党的建设所形成的新成果,它以马克主义党建理论为基础,继承和发扬了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的优良党建成果。全方位解读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容,不难发现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了创新与发展,是马克思党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历史人物的公关心态（三十三）

审时度势出自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刘欲毕试以完大典,俱审时度势,切中事理。”和洪仁玕《资政新篇》：“夫事有常变,理有穷通。故事有今不可行而可豫定者,为后之福;有今可行,而不可永定者,为后之祸。其理在于审时度势,与本末强弱耳。”意思是,事物是经常变化的,其中的道理是可以理解的。今天看似不可行的事物,能够预见其日后可行的人,日后可以得到好处;而那些今日可行,但不能维持长久者,必定成为日后的祸患。认识其变化的规律,在于能审时度势和分清本末、强弱。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中国2006—2018年工业企业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中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并表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依次通过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检验;各地区行业规模、人力资本和市场竞争力显著促进工业绿色创新,而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因此,应因地制宜设定环境规制政策,充分考虑地区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把握好环境规制的有效强度,从而实现环境保护和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