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大水灾与政府的粮食调控政策

1931年江淮大水之后的粮食调控,彰显出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诸多要素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干预灾区粮价,中央政府则从源头和大局的角度对地方的粮食流通进行宏观调控,并对粮食的运输给予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最终,政府借助于行政和市场两只手,有效缓解了灾区粮荒,稳定了灾区的社会经济秩序。     

我国利率对股票价格的影响分析

本文对1996年5月至2008年12月期间,利率对股票价格的影响进行分析.借助计量经济学回归分析理论,在对样本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异方差和自相关检验的基础上,给出利率对股票价格的对线线性回归方程,最后结合实际宏观经济调控,给出评价和建议.     

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力车夫群体研究--以20世纪20～30年代为中心

民国时期 ,人力车夫群体构成了上海街头一幅独特的城市图景 ,其兴衰存废折射出了上海现代化的曲折历程。作者试图从描述该群体的构成、生存状况着手 ,分析民国社会各界对其评价 ,进而反思其历史命运与归宿 ,以加深对民国社会的理解与认识     

试析1931年江淮大水农赈机制——以江苏省为中心

在1931年江淮大水救助中,国民政府突破了传统荒政以"维持统治秩序"为出发点的思维模式,在防止因灾害而引起政治波动的同时,注意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开展了大规模的工赈与农赈,组织了官义合作、多重牵制的管理体制,设计并成功运作了多种形式的农赈项目,为灾后农村的恢复建设,尤其是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导的中国合作社运动奠定了基础,并由此发轫而成为国民政府建设"新农村"的一个新思路.     

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演进逻辑与路径选择

乡村治理现代化既是现实问题,也是赓续创新的纵向历史进程。从纵向与横向的二维结合中,可以清晰地管窥中国乡村治理的演变轨迹及逻辑进路。传统乡土社会“礼主法辅”的无讼自治,近代以来演变为“崇法抑礼”。新法与旧礼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加剧了转型乡村“事实秩序”的生成。新时代的“三治结合”超越了长期以来礼法对立的思维局限,在传统文化基因与现代治理理念耦合创新的基础上,将乡村治理推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为新时代乡村善治提供了现代与传统交融、国家与社会共生的路径选择。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用人机制与荒政社会化——对1931年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调查

民国时期政府救灾机构出现了组织社会化的新动向,为救济1931年江淮大水而成立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灾区派出机构(以下统称"国水委")堪为其例."国水委"在赈务人才的选聘标准、录用及考核程序等方面,形成了或倚重社会资本或倾向文化资本的上下有别的用人特点.在对赈务职员聘任的流程中,"国水委"设计出担保与督察双管齐下的风险防控机制.这种趋向于社会化和公开化的用人机制,使"国水委"选拔出了从基层到中、高层的赈灾人才梯队,从而较好地保证了救灾队伍的自律和赈务事业的效率.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国水委"不啻为中国荒政史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官方组织.     

高校财务管理风险与审计防范

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为高等教育带来了发展机遇,但高校财务管理中出现了财务状况恶化、办学经费不足、财务流动性降低等问题,为防范和化解财务管理风险,高校应建立审计防范制度,采取审计防范措施,强化内部审计监督。针对高校财务风险和审计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介绍和分析,针对财务管理风险存在的问题,给出高校财务风险管理的对策和审计防范措施。     

试析1931年江淮大水对苏省经济发展的影响

1931年江淮大水灾对江苏以及江淮流域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使得农村生产条件恶化,金融枯竭,土地撂荒;外贸逆差,国库外流,城镇工商业随之衰落;紧接着地方财政成为无源之水,值此窘况之下,各级地方政府为弥补财政短缺,想方设法开源节流,进一步恶化了灾民的生存条件,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     

从1931年大水看国民政府的防灾机制建设

灾害通常会带来损失,影响社会发展。但辩证地看,灾害也会警示世人居安思危,促进包括防灾技术和风险意识在内的社会机制的进步。1931年江淮洪水,既是天灾,又和人祸密不可分。连年的兵灾战祸,社会的失控,盲目的开发,仓政的衰落,农民经济的破产等,是引发1931年大水的累积性社会因素。南京国民政府以巨大的损失为代价,开始重视包括水利、生态、仓储、准备金等救灾和防灾措施的机制化建设,希冀化危为机,以对灾害的反思和主动治理,促进国家与社会防灾事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