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农场和家庭商业

在英国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家庭农场业中的父子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民将自己的子女留在自己的农场内工作,这样做不仅使农场的经营规模扩大而且使农场不仅是个劳动单位,还成了有效的经营单位,这反映了英国农业的资本化和商业化发展过程。从社会学角度看,由于农业中的这一新发展,亲缘关系已不再以广泛的血缘网为中心了,而是以父子关系或婚姻关系形式更集中于农场这一单位。这不仅说明,在英国农场,核心家庭已不再占主导地位,而且还表明,近亲关系结成的扩大型家庭在资本主义市场力量的作用下正在发展。     

蒙古语双部动词谓语句的特征

蒙古语简单句有其自己的语法特征。它是由专门用作交际功能的抽象语法样板——简单句结构模式构成,具有自己的语法意义、形式体系、语调以及形变能力。因此可以说,简单句是用来传递相对完整信息的最小句法单位,述谓性是它的语法意义,最小结构模式是它的语法形式。那么,现代蒙古语中究竟有多少个句子最小结构模式?能否把它们全部统计出来?从理论上讲,答案是肯定的。不过,目前还不能准确地开列出现代蒙古语句子最小结构模式。因为我们的以句子结构模式为中心描写句子的研究工作还处在初级阶段。但可以这样说,双部     

距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

“出国热”是一个不太有新意的话题,而对它的意见或褒或贬,总的来说停留在利益权衡的层面,停留在对个人得失、国家损益的分析上。本文试图运用客观化的视角,因为对一个一直呆在书斋里骄纵着自我的人而言,“必然性”才总是最具吸引力的——具体到这一话题,全部必然性的直接且集中的体现便是:我们的大学之于留学者趋向的“一流的”大学的差距。2003年秋,从哈佛来的杜维明先生受聘于清华,作了题为“人文学与大学理念”的讲座,言及大学之目的,一曰服务于社会,二曰传承知识与文化,三曰帮助个人完成自己,四曰以批判的精神反思社会并将思考反馈给社…     

包钢如何“追”市场

包钢如何“追”市场特木热包钢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兴建的特大型钢铁、稀土联合企业，现有职工１４万人，固定资产原值１０９亿元。近两年来，在钢铁市场疲软、资金紧张、市场竞争激烈的形势下，包钢认真贯彻党中央“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     

泰国北部的“钦浩”(云南籍华人)穆斯林

引子居住在泰国的各穆斯林少数民族当中,最靠北的是华人穆斯林,当地称之为“钦浩”(Cin—Ho),或简称为“浩”(Ho)。他们在数百年间,陆续从中国西南端的云南省迁到邻国老挝、缅甸和泰国。实际上,“浩”在泰国北部是指所有云南籍华人移民,而无论是否穆斯林。这一点在“浩”穆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引論》

海德洛尔颇有点象杜威,他的著述背景是传統认识論和提供他哲学基础的形而上学,然而又反对这种认识論和形而上学。所謂传統的认识論是从主体怎样能知道客体的问題引起來。不但这个问题,連人们企图回答这个问題的方式,都预先假定主客体可以相互隔绝地被认识到;这样就产生了主体除     

存在主义的真正基础

英国神学刊物《希伯特杂志》1964年8月号以“存在主义——来自四大洲的五篇文章”为题,发表了一个专辑,这里选择了其中四篇文章,供研究批判。这个专辑,虽以“存在主义”为题,实际上却是讨论了存在主义和宗教的关系。这几篇文章,尽管在某些论点上有所不同,但在宣扬“人生是痛苦”和宗教哲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达斯·古普塔在“东方与西方的悲观主义”一文中大肆贩卖“受苦的人类只有在宗教中找到希望和解脱”这一反动观点;亚丁斯道尔在“存在主义是佛教吗?”一文中,竭力鼓吹佛教和存在主义在“苦的根源”和“苦的超脱”方面是非常相似的;布里斯在“禅宗、神秘主义和存在主义”一文中则叫嚷他既相信宗教又相信存在主义;西米特在“存在主义的真正基础”一文中,虽然不同意“把存在主义和宗教思想联系起来”,但他并不是反对宗教,而是在宣扬存在主义的同时也宣扬了宗教,说什么“我们的上帝存在感克服了我们的孤独”。所有这些都充分表明,这个刊物是要通过这一讨论,扩大宗教的影响。事实上,存在主义和宗教之间早就有了思想基础上的联系。有神论存在主义把宗教纳入它的哲学中;无神论存在主义虽然采取“悲观主义无神论”立场,但它宣扬“人生苦恼”、极端个人主义和非理性,最终也必然替信仰主义和神秘主义扫清道路。从这里介绍的几篇文章,就足以看出,他们探讨两者关系的目的是要使存在主义和宗教进一步勾结起来,用这些精神鸦片烟来毒害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原则与观点

历史家不可能没有一个道德和政治的纲要来安排自己的事实并作出自己的推论。过去必须象衡量现在那样来衡量,而衡量现代的标准和信念则是历史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生活的。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事物,和我们认为是真实的事物,随时代的变迁而有很大的变化,而且同样适用于属于历史家领域的过去时代,假如我们不承认这些变化,我们就变成僵硬和不合情理,缺乏人类的想象;既不能充分了解目前,也不能充分了解过去,去接受现成的观念和传统的偏见,而不是自己作出判断。假如我们过分顾到标准和意见的变化,那末我们就要开始丧失关于道德的一切稳定感。道德律的信念必须是一切正确历史评价的基本。做不到这一点,历史家试图对不同的时代应用不同的标准,就会以解释行为代替评价行为,而把自己搞糊涂,最后把读者也搞糊涂。历史家当他们顾到“时代的标准”时,就会陷入这种混淆。他们的目的是了解过去和公正对待过去,但是弄到最后则是不公平对待现在,因为这种看法不断在暗中助长下列信念:事物本身没有什么好坏,好坏只是联系当时处境而言。     

鄂尔多斯、土默特和浩赛塔布囊——以《蒙古源流》的历史记述为中心

《蒙古源流》是１６６２年鄂尔多斯贵族萨冈彻辰所著的编年史书。作者是鄂尔多斯名门贵族，对鄂尔多斯政治有重要影响，所以对达延汗以后的右翼蒙古①，特别是有关鄂尔多斯历史的记述是比较详细的。此书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但仍是研究元朝在整个中国的统治崩溃到内蒙古归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