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籍贯考

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伟大的文学家。因旧籍所载其文献资料既少,且多参差,故而其生平事迹竟不可考。他的籍贯问题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尽管在鲁迅先生看来,“自《录鬼簿续编》出,则罗贯中之谜,为昔所聚讼者,遂亦冰解”。可事实上,罗贯中籍贯的争论至今依旧不绝。直到1996年,山西省祁县河湾村发现了《罗氏家谱》等文物,则不仅证实罗贯中籍贯为祁县河湾村,同时也为罗贯中研究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资料。一、关于罗贯中籍贯的争论在封建社会,由于小说戏曲家地位低下,故罗贯中为正史所不载。加之时代乱离,罗贯中天涯浪迹,不少地方都有口碑流传。因此…     

和谐社会视野中的检察法律监督能力建设

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肩负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责.加强法律监督能力建设,不断提高检察机关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在积极推进社会和谐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能力建设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影响着检察工作的发展.正确界定检察法律监督能力的内涵、评价标准,寻找影响检察法律监督能力诸因素,寻求提高检察法律监督能力建设的实现途径,既是推进社会和谐中检察效能发挥的关键,也是检察理论研究中的重大理论课题和现实问题.     

传统民间美学在当代空间设计的文化价值研究

在当代空间设计过程中,要求所设计的空间兼具实用性、美观性、艺术性等特征,能够符合当代人们的审美以及对空间的应用需求,对于特殊的空间设计,还要求其具备新时代的文化内涵。以文化空间、绿色空间或者两者兼具的空间设计为代表,绿色空间设计是以生态环保理念为核心进行的,文化空间设计则以传统文化元素、民间美学元素的融入为核心展开。中国式的空间设计理念往往会在设计中发挥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尤其是传统民间美学元素的应用,将空间作为传统美学元素的载体,在促进我国文化传承的同时,丰富了空间设计的文化内涵。     

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现代性

由传统政治形态向现代政治形态转变是人类政治文明演进的必然趋势.从政治现代性视角出发,反思辛亥革命在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现代化历程中的历史地位和得失.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政治形态确立的起点,并分析了辛亥革命在中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解决的和未曾解决的问题.用政治现代性视角回顾辛亥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当今政治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的有效性——以赵作海案为视角

冤案的发生有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有立法、执法方面的问题,也有体制机制等方面的问题。作为法律监督的检察机关,因其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与地位,决定大多数刑事错案的形成与发展,与检察机关的诉讼活动有关,但是,由于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与检察权配置存在的先天不足,导致监督缺乏有效性。因此,应该强化监督职能,从而预防和纠正冤假错案,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微时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路径构建

"微时代"是以微博等为传播媒介,以短小便捷作为文化传播特征的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构建面向青年群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路径,对于加强青年群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青年群体中的吸引力和认同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想学手艺的熊

有只狗熊,因为没什么本事,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它非常想学一门手艺。     

论维尔默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的理论重建及其启示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是理论界一个新的“老问题”,“老”在于自后现代性出场之日起二者的纷争就从未间断,“新”在于现代性虽饱受质疑却不断被激活,内涵也愈加丰富。法兰克福学派三代批判理论家对现代性持总体性内在批判立场,但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的理解和处理方式有所不同。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极端的现代性批判立场导致批判理论的后现代性亲缘表征,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第二代理论家以现代性拒斥后现代性,从总体上将两者对立起来,造成二者关系紧张。作为二、三代之间重要过渡人物,维尔默传承批判理论传统,将哈贝马斯开启的语言学转向引向深入,在后形而上学视域中重构辩证法,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进行了饱有和解意味的理论重建,开启了政治伦理学新视域,为重塑更加开放包容的现代性提供方案。考察维尔默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关系的理论重建,为当代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现代和后现代性的关系提供理论启示。     

旅居中的诗与远方

高晓松曾经用一首关于诗与远方的歌骚动了每个人心中的痒。当然,我们眼前的不一定是苟且,但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处是留给诗和远方。想必你也期待在结束一段忙碌的工作后,能有一处清新秀美之地让你随时远离日常喧嚣。那么,近年逐渐兴起的旅居生活方式或许可以帮你圆梦远方。     

金融数据的二元治理困境及融合路径

为达到数据利用与安全的价值平衡,以分级分类保护制度为核心的金融数据治理模式应运而生。当前,金融数据处于法律管控与行业自治二元分治的状态,缺乏必要的协调配合,在实践中暴露出一系列问题,致使金融数据分级分类治理工作落地艰难。金融数据治理责任制度的补充以及数据利用与安全的价值平衡,要求自治与法治有机融合,以形成数据规制合力。从行业自治与法律管控分而治之到二元融合,需要推进行业自治规则与法律规范的分工合作以及国家、社会、行业等多元主体的沟通协作。规范融合与主体协同是重构金融数据治理路径的两大支柱,既要推进金融数据治理责任框架的建构,也要保障金融数据自治规则的灵活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