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宪政”到“直接行动”——陈独秀前期国家观演变述评

陈独秀的现代民族国家观是在外来侵略和西方民族国家观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其前期国家观的重要特色是以个人本位为基础 ,这也是他区别于梁启超、孙中山国家观 ,没有走向“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的原因。在 1 92 0年 9月前 ,陈独秀对“宪政”这个大前提都是认可的 ,但民初以降社会政治黑暗的加剧 ,国家的“合法性”危机的出现 ,强化了陈独秀所接受的法兰西“高调民主” ,特别是卢梭的古典激进自由思想。陈独秀在经历了一段“宪政”与“直接行动”并存的矛盾后 ,最终放弃了温和的“宪政”诉求 ,转而谋求激进的“直接行动”。“直接行动”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其国家理论奠定了基础。     

五四新文化派的政治转向及其思想差异——以《每周评论》时期为中心的分析

五四新文化派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胜利激发转向现实政治的标志是创办《每周评论》。《每周评论》与《新青年》虽有分工,但政治诉求上的关联却相当明显。新文化派的老师辈没有直接参与“五四”学生的运动,是因为他们仍抱有启蒙之念,更倾向于坚守思想革命、以舆论批评这种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方式影响社会。然而随着新文化派中的激进成员逐渐接受和认同“社会革命”,新文化派彻底走向分裂。但即使在接受和认同“社会革命”的激进成员中,其接受的初衷、方式以及思想取向也存在着差异。这个差异深刻地影响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     

梁启超道德诉求的三次转型

梁启超一生的道德诉求经历了知识—工具—个人修养三次转型,在晚清民初的“过渡时代”,道德失范成为社会转型的一个显著表征.梁启超在传统心性道德的基础上吸纳西方“公德”新知,以补中国社会改造思想之不足；出于对民初政治转型和共和体制建构的考量,梁启超所提倡之“公德”主要是指与政治有关的政治道德、公民道德；针对大学教育工具化、技术化倾向,梁启超重拾儒家和阳明心学的个人修养论,提倡塑造完美人格,以补知识教育之不足.     

20世纪30年代文化论战的现代思考

“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逐渐消遁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渐渐抬头,一些在“五四”时期曾经呐喊、曾经叱咤风云的知识分子由外表的激进转向了更内在、更理性的思考。然而,作为一种思想潜流,西化还是文化保守,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取向仍然存在于社会的深层,其内在的冲突并没有停止,到30年代中期又再次外化为一场有关西化(包括“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的论战。现实关怀的不同视角1935年1月10日,萨孟武、何炳松等十教授在《文化建设》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从而引发了一场“中国本位文化”与西化(包括“全盘西化”…     

从著作和回忆录看蒋廷黻的思想和行为取向

作为现代中国西化程度较深的自由派,蒋廷黻一生颇遭议论的是1935年的接受蒋介石征召入阁和前一年与钱端升、丁文江等鼓吹“新式独裁”。前者在当时并不太出格,后来所以引起物议,多半是今人以今度古所致,后者则主要是自由派中一些人在民族危机面前的纸上谈兵。对蒋廷黻而言,无论是参与政府还是鼓吹“新式独裁”都与他自身的现实理性有关。这一现实理性又源自他西方化的价值取向以及治外交史所形成的思维方式。     

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反孔教的两难取向探析

新文化运动期间,作为文化激进主义者的陈独秀以激进的反传统、反孔教的态度著称于世。然而,在激进地反传统、反孔教时,其价值判断上也出现过两难取向。本文从三方面对此种两难取向分析后认为,这其实是整体上反传统、反孔教无法摆脱的矛盾心态的一种表现,而从根本上说,则是观念先行和理论后置之间的落差造成的直接后果。     

"公意"与五四前后《新青年》左翼同人的思想转向

卢梭公意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是一个中国式的化约过程。近代中国知识人将公意理论上的复杂性弃之不顾,径自以中国式的民情、民意来理解。这种化约倾向虽然避免了公意的理论纷争,但从接受伊始即凸显出公意的道德内涵,且在近代中国知识人的认知中形成了道德化的民的神圣感。而在不断从理论上提升民的道德性之后,这种具有现代性和普世性的民的神圣感与现实中的百姓状况之间产生的巨大反差,使近代中国知识人对现实中的百姓充满了失望,进而怀疑其国民资格。但是,出于对民初政情、政党政治的反感,以及来自朝鲜三一运动、五四学生运动的正面刺激,加之由公意所引发的对民主多数性的认知和国民政治的向往,《新青年》左翼同人继而认同公意理解上的简单化原则,即多数至上原则。这一原则促成了他们思想的左转,却又在接受列宁阶级理论后,实际地放弃了公意。     

陈独秀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关联和分野

陈独秀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之间有着相对密切的交往,彼此的思想既有关联,又有分野,具体表现则因无政府主义的派别不同而有所差异。在进取与对待传统的态度上,陈独秀与天义派产生了思想隔膜;由于共同信奉科学和进化论,他在思想上与新世纪派较为接近,又因自身的务实与新世纪派的激进姿态拉开了距离。与无政府主义第三代的争论表面上起于现实态度的冲突,其实透露出的是同道者之间深层的经验主义取向与纯粹理想主义取向的差异。从这些属于激进主义内部思想异同的对比中,不难看出陈独秀思想的多重性,特别是过去较少为人所关注,却对其一生颇有影响的务实的一面。     

崇西和用西:陈独秀与杜威实用主义政治哲学

近代中国知识人的"崇西"倾向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他们如何在"崇西"时"用西"。因为"崇西",陈独秀接受了杜威政治哲学中的民主思想;由于开始倾向于"直接行动"、国民参与、大众民主、社会革命,因此他吸纳杜威思想时又有着明显的选择性。而陈独秀并未意识到这一吸纳方式可能产生的根本理念上的内在冲突。晚年陈独秀回归民主立场后,他的思维原则与杜威实用主义有许多暗合之处。     

从”宪政”到“直接行劫”——陈独秀前期国家观演变述评

陈独秀的现代民族国家观是在外来侵略和西方民族国家观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其前期国家观的重要特色是以个人本位为基础，这也是他区别于梁启超、孙中山国家观，没有走向“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的原因。在1920年9月前，陈独秀对“宪政”这个大前提都是认可的，但民初以降社会政治黑暗的加剧，国家的“合法性”危机的出现，强化了陈独秀所接受的法兰西“高调民主”，特别是卢梭的古典激进自由思想。陈独秀在经历了一段“宪政”与“直接行动”并存的矛盾后，最终放弃了温和的“宪政”诉求，转而谋求激进的“直接行动”。“直接行动”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其国家理论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