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与政府职能转变：社会政策的视角

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政策的淡化和缺失是导致我国社会出现不和谐因素的重要原因。为此，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强化政府的社会政策意识和功能，重视政府在财富再分配和社会福利提供中的重要作用。而政府社会政策功能的强化，又必须与政府职能的转变结合起来。考虑到中国是人口大国，我们需要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发展社会政策，发展积极性福利，把中国建设成社会投资型国家。     

福利分层:社会政策视野下的中国收入不平等

福利分层影响社会政策的再分配效应,是分析社会福利体系演化的工具。它具有法团主义福利制度式的“分层效应”和发展主义福利制度下社会安全网络建设的“内外现象”两种表现形态。新中国福利制度的发展起始于“社会身份本位”的劳动保险制度,受“政治分层”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形成社会福利的“内外现象”和福利分层。经过“发展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背景下的政策发展,现有社会福利体系的福利分层变得更为复杂。碎片化的社会保险领域体现法团主义式的“分层效应”,不充分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则体现发展主义式的“内外现象”。“社会中国”的建设既要缓解社会保险领域的“分层效应”,也要克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内外现象”。一方面要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另一方面要把基本公共服务从其与其他制度的捆绑中分离出来,并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     

社会服务购买中政府与 NGO 关系研究--福利多元主义视角

本文借助福利多元主义的三维分析框架,从递送、融资、规制三个维度对 G 市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政府与 NGO 之间互动进行分析。文章指出在目前政府购买服务缺乏竞争的情况下,政府与 NGO 的互动在三个维度分别存在机构异化及服务投机化(递送)、制度缺陷与资源依赖(融资)、合同管理能力不足与行政干预(规制)问题。文章认为要突破这一困局,政府方面：系统内各级政府间应就政府购买服务的目的、理念等重建共识;着力培养作为服务监督方的街道政府的合同管理能力;进一步完善资助制度并考虑将“蛋糕”切细;更重要的是转变观念,给予 NGO 足够空间与信任。 NGO 方面：回归和反思机构的使命,认清社会服务最终要回归人的需要和社会价值;转变观念,参与社会福利服务制度建设;以平等、尊重的态度进行跨专业的合作。     

全球化时代下劳资关系网络化与中国劳工团结——来自中国沿海地区的个案研究

全球化正在改变中国传统的生产模式与劳资关系.随着生产过程的网络化,传统由政府、企业和工人三方参与的劳资关系格局开始被打破.随着跨国公司、全球公民社会组织等新的行动者的出现,工会等传统的行动者也在改变自身的行动.在新世纪初的中国,国家发动的工会化运动、跨国公司推动的车间民主化,以及全球公民社会组织对劳工的充权等新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全球化时代下中国的劳资关系的网络化发ⅱ展.这种新的劳资关系格局,既非以国家为中心,更不是以劳工为中心,而是一种多元行动者构成的网络化关系.通过对在福建泉州的美资沃尔玛超级市场成立基层工会组织、跨国公司和全球公民社会组织在福建的代工企业进行工会代表的民主选举,以及在广东的一家代工企业成立员工委员会的三个个案的研究,文章旨在对全球化时代中国工人在企业层面的组织行动和利益表达进行研究,探讨全球化时代下劳资关系网络化对中国工人的团结所带来的机会和挑战.     

共同富裕视角下的民生建设（笔谈）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共同富裕则是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可靠保障。为此,我们聚焦“共同富裕视角下的民生建设”这一话题,邀请五位专家以笔谈的形式来展开讨论。何文炯教授《建设公平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一文阐述规范社会保障项目设置、统一社会保障待遇规则、统一社会保障筹资规则以及建设社会保障服务标准等举措,以期回应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如何建立公平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问题。岳经纶教授《共同富裕战略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几个关键议题》一文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在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方面具有关键性的作用,由此提出共同富裕战略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措施。张翼教授《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民生改善》一文以历时性视角梳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各个阶段,从中观察中国民生改善的历程。向德平教授《民生建设视角下的乡村振兴》一文认为乡村振兴既是民生建设的目标与内容,也是民生建设的手段与方法,据此探索乡村振兴与民生建设共融共促...     

“幸福广东”：一种社会政策学的解读

“幸福广东”的提出标志着广东省委省政府在施政理念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将有力地再造新时期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文章从社会政策学的视角对“幸福广东”进行解读，认为“幸福广东”首先是广东人的幸福，但目前碎片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并不存在一个社会意义上的广东人概念。因此，必须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为实践路径加快福利广东建设，建构统一的省域公民身份，从而为“幸福广东”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国家调解能力建设:中国劳动争议“大调解”体系的有效性与创新性

面对日益复杂化和极端化的内部社会冲突,中国选择了不同于法律吸纳和刚性压制的方式,而是通过柔性的调解机制来主动疏导社会矛盾。这种社会治理方式在劳动争议处置领域中展现出其创新性和有效性。尤其是2006年以来国家推动的大调解模式,通过工会内部的上下联动、法律援助促成和解、劳动仲裁加强庭外调解以及法院鼓励诉前联调等调解机制创新与整合,显著地提升了国家对劳动争议的调解能力。大调解的模式创新与有效运作反映出中国国家面对内部冲突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制度弹性。中国的调解机制也正在成为比较治理研究谱系的一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新类型。     

非政府组织与农民工权益的维护——以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为个案

农民工权益的维护是一个复杂的公共政策问题,需要政府、企业、工会、非政府组织等的共同努力。文章通过对农民工非政府组织——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的考察,发现非政府组织主要通过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促进农民工的文化发展与休闲娱乐活动、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等方式来维护农民工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职能的不足。非政府组织不仅可以协助政府解决类似农民工等公共问题,而且也为我国的公共治理提供了一个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