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桓调整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原因及其影响

乌桓作为中国古代北方地区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与周边的民族关系错综复杂.一方面,乌桓需要依附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匈奴以求得生存空间,同时又被中原先进的物质文化所吸引,不断向中原靠拢,最终成为中原王朝的附属民族政权.乌桓民族关系的调整既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适应周边民族政权实力变化的形势.乌桓适时调整民族关系,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乌桓的生活和社会发展走向,又对周边民族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论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崔明德众所周知，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的民族关系不断恶化，其症结究竟在哪里？但是，少数民族的侵扰最终没有动摇了唐王朝，其原因又是什么？学术界对此迄今没有作出正面回答。我们认为，这一时期民族关系不断恶化的症结，在于唐高宗和...     

唐武宗会昌五车八月诏书辩误

唐武宗会昌灭佛后,下诏说:“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僧俗尼二十六万余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唐会要》卷47《议释教》条上)然而,这条诏书所反映出来的实际效果如何呢?回答是否定的。其一,“收膏腴     

安禄山的发迹条件、评价及其他——《安禄山评传》前言

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事变.从此,唐王朝由高度繁荣,勃勃生机,转为日趋衰落,步步滑坡:中央政权机制失灵了,宦官口含天宪干预朝政了,藩镇割据出现了,国家摇摇欲坠了.作为发动叛乱的首要人物安禄山从此成了历史罪人,时时遭到后人痛骂.痛骂固然可以解恨,但不能推进科学.我认为;与其痛骂,不如认真探讨一下安禄山何以能由一个被人奴役的放羊娃逐渐发迹,成为身兼三镇节度使的显贵人物,最后走上叛乱之路;他在何种条件下发动叛乱;从他的一生中后人该吸取哪些教训.这样,对社会,对学术研究,想必都有好处.可借,迄今为止,对安禄山和安史之乱的研究,还仅局限于几个具体间题,没有进行全面探讨,不少地方仍是空白.这是唐史研究有待深入的一个重要课题.     

再谈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创新问题——以中国民族思想为例

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和培养质量,一是需要形成研究生教育的创新理念,构建和完善研究生教育的创新体系;二是建立"以科研为主导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在研究生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指导方法、教材教案和学位论文标准等方面进行创新;三是加强研究生的"古今通识"教育;四是创建"跨学科研究生学术论坛",搭建研究生教育的创新平台;五是建立研究生创新能力的长效保障机制和内在激励机制,努力营造鼓励和尊重创新的环境与制度;六是持续不断地检验、推广和应用研究生教育的创新经验.在以上几个方面之中,搞好"四个结合"尤为重要:一是学科体系的构建与研究生教育创新体系的构建相结合,二是学科建设与研究生培养相结合,三是科学研究与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相结合,四是研究生教育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结合.     

近五十年来和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和亲亦称“和蕃”,自汉迄清,至少有150余次。自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和亲”之后,历代正史几乎都留下了珍贵的和亲史料,许多史家对和亲也作过比较客观的叙述和分析。唐宋以降,有的“会要”或“类书”为和亲列了专条,如《唐会要》列有“和蕃”条,《册府元龟·外臣部》列有“和亲”条。本世纪20～30年代,王桐龄曾撰《汉唐之和亲政策》,邝平章撰《唐代和亲公主考》,对和亲做了不少有益探讨。近50年来,和亲成     

关于民族史学科持续发展的几点看法

作为土生土长的学科,民族史学在民族学和历史学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虽有由热转冷趋暖的曲折历程,但民族史学始终是一门有着生命力的学问,不会因为新的热点问题、时髦话语不断出现而降低它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民族史学欲持续健康发展,需在如下方面持续用力：一是坚持守正创新,遵循学科发展规律,进一步凝炼学科方向;二是坚持引育结合、以育为主的原则,努力建好学科队伍;三是突出特色,打造品牌;四是采取切实措施,引导学科人员产出标志性成果、精品力作,不断夯实学科基础,扩大学科影响力。     

西夏民族关系思想述论

西夏是我国北宋时期西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其政权建立后,治内民族众多,各族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对外一方面与辽、宋争立正统,另一方面又有被辽、宋、吐蕃三方夹击的危险。从整体来看,西夏面临着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作为一个新兴的少数民族政权,党项李氏除了继承前代中原地区传统的民族关系思想之外,又结合自身的民族特性,对当时的民族关系作了新的认识和总结,形成了西夏独特的民族关系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对蒙元统一全国有着借鉴意义,而且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略谈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

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包括中国各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少数民族的传统思想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有的认识甚至比汉族政治家和思想家还要深刻和精辟.许多少数民族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十分推崇"孝"和孝子,看重和强调道德和品行,重视和强调"诚信"的意义和作用,强烈呼吁和期盼出现大一统局面.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思想文化中之所以会出现汉族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孝"、"德"、"诚"和"大一统"等思想观念,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原因:其一,"孝"、"德"、"诚"和"大一统"等是各个民族普遍认可和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其二,有的少数民族本身就与中原汉族有着比较密切的渊源关系,保留着汉族思想文化的基因;其三,少数民族的政治家都比较重视学习和吸收汉族的思想文化;其四,一批汉族人进入少数民族地区,成为少数民族政权的上层人物,在思想、文化、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对少数民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五,少数民族在与汉族长期交往中深受汉族思想文化的影响.     

《藏族牧区生态习惯法文化传承与变迁研究——以拉卜楞地区为中心》序

1997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费孝通先生明确提出了"文化自觉"这一命题.近年来,有一批学者基于中国问题的自觉,致力于从法律与文化的视角思考中国当代法治的构建,注重挖掘我国固有的法文化资源以资当代法治实践.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现有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长期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而形成的生态保护习惯法文化蕴藏着巨大的价值.伴随民族地区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得到全社会的关注,近年来关于少数民族生态保护习惯法的研究也方兴未艾,成果较为丰硕,既有理论研究,也有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