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舒《左传》学论析

徐中舒在系统考察西汉时代《左传》流传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申论了作为古文一系的《左传》之可信,有力批驳了晚清以来今文经学家刘歆伪造《左传》的谬说。在经学史学化的影响下,徐氏发挥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以《春秋》、《左传》为史,其意义不仅在于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经学传统下的《左传》经史之争,同时也为新的学术背景下,回归原典《左传》学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徐氏由此重新考察《左传》与《春秋》、《国语》之间的关系,提出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徐氏根据《左传》所用有别于《春秋》周正的夏正和《左传》中预言资料推测,《左传》就是魏国霸业鼎盛时代的作品,其成书年代在公元前375年—公元前351年之间,《左传》的作者可能就是子夏一再传弟子,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假说。徐氏的某些推论得到了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春秋事语》和湖南慈利楚简《国语·吴语》的印证,结论的科学性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此同时,徐氏《左传》学的学术价值亦在长期的学术争鸣中日渐得到彰显。     

古本《竹书纪年》“穆王起师，至于九江”解

穆王“大起九师,至于九江”实指西周王朝政治、军事势力伸入至今湖南省北部古越人所居之洞庭湖一带。该记录为我们研究扬越族早期的历史地理及西周王朝中期对南土拓殖的情况提供了一条极宝贵的信史资料及可寻的重要历史线索。     

唐诗与历史地理学

唐诗中蕴含着丰富的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历史地理学内容,其中涉及历史地名学、历史自然地理学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动植物等,历史人文地理学如经济、人口、民族、交通、城市、文化等诸多学科领域。对这些宝贵的文学遗产进行一番细致的耙梳整理和深入挖掘,对于科学认识唐代的地理环境及建构起校完善的唐代历史地理学科体系有重要意义。     

"民"、"氓"语义转换及周代"氓"之身份考察

古代文献中民、氓从最初的族名转变为阶级名再到大多数人的通名,语义不断发生重大的变化。周代文献中的氓最初和民无别,以后逐渐专指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古代从事农业上的氓历来为民的主体,所以秦汉以后的学者训氓为民,是有道理的。     

清代部费问题研究

“部费”是清代陋规的一种,在钱粮奏销、官员升调、刑名案件审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部费成因复杂。与清代财政体制、胥吏设置以及人才培养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部费的存在,在给清代财政、吏治等造成消极影响的同时,也给民众带来了沉重负担。清政府试图采取一些措施来清厘此弊,但并未取得可观成效。清后期,部费渐有公开、合法之趋势。     

徐中舒与中国前封建社会研究

在长期的学术实践过程中,徐中舒通过对上古社会氏族组织与婚姻、继嗣、亲属称谓,村社共同体的存在形态与特征,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夏商奴隶制形态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的探索,建立起独到完善的中国前封建社会理论体系。无可否认,徐氏的论点体系仍有待学术界继续完善,有的观点,仍有待于学术界在新的学术背景下作新的审视和进一步深入探讨。但总的来看,徐氏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充分发掘古代文献、考古学资料,并高度重视作为人类社会"活化石"的民族学材料的参照作用,在坚实的史料和科学理论基础上,逐步揭示出中国前封建社会的绝大部分历史真相,促进了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前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的深入与理论体系的完善,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前封建社会形态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启发意义。     

《淮南子》专论（二）——《淮南子》论“无为而治”

许抗生认为,《淮南子》十分重视“无为而治”的思想,对“无为”进行了界定,明确区分了“无为”与“有为”,发展了先秦道家的“无为”学说。刘康德认为,《淮南子》的治国理论强调天、人、器物三要素的作用,只有做到顺应自然、因循法度、发扬人的优良品性,才能治理好国家。金春峰认为,《淮南子.主术训》吸收了韩非的“法”、“术”、“势”的思想,发挥了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先秦儒家、道家、法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继承。陈广忠认为,《淮南子》阐述了纳“异”而国治、谀“同”而败亡的道理,提出了“同”、“异”互补的治国思想,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东周文献对炎黄以前古史体系的构拟——兼论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重建的方法和理论

三皇合称始见于《周礼》，但最初三皇只是一种极笼统的总称或泛称，并无具体所指。直到北宋，三皇人物并未统一，统一的三皇古史体系尚未形成。从《左传》、《国语》等更早的东周文献，不难看出，汉人将祝融、共工纳入三皇古史体系，疑窦丛生，破绽百出。东周文献所记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的传说，明显具有人神不分、年代不明确、地点不固定、世系不清晰、史事自相矛盾等突出的特点，不可将其视为实录。然而结合考古学、民族学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则不难发现，东周文献所记三皇传说仍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远古社会的某些真实可信的历史信息。由于东周文献和田野考古资料固有的复杂性，依靠田野考古资料和传统文献记载，试图重建中国上古时期尤其是远古时期的古史体系，迄今还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徐中舒先生开创并积极实践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资料有机结合的“古史三重证”法，对于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的重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关于推进素质教育的几点思考

素质教育是全社会关注的一大焦点,推进素质教育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它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需要通过提高教育工作者的素质来促进,需要以夯实义务教育的基础为保障。     

印度知识界面对中国的深层视野

印度与中国在近代的交往中合作与冲突兼而有之。若以古典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来观察,则两个相邻而同时崛起的大国势必走向冲突,而当今印中关系虽屡有龃龉,却能异中求同,摆脱古典理论的僵局。这样独特的交往风貌,源于两个文明古国在吸收近代民族国家理论之前就已拥有丰厚的历史与文化视野。在印度方面,与西方现实主义不同的是,其知识界自诗哲泰戈尔创立中国学院以来便一直以强调精神文明的观点来认识中国,即使是这样的观点也使其对中国的认识尚有不够全面之处,而中国出乎预料的行为进一步带动了知识界的讨论,形成今日印度和中国研究社群的多元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