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困境和黑格尔的幽灵——关于“中国无哲学”的反思

中西哲学之间的学术转译、通约和交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比较哲学研究的过程,但今人往往以渗透着西方中心主义情结的黑格尔哲学标准来剪裁中国哲学,故引发“中国有无哲学”之争。争论中国有无“哲学”之“名”并无意义,关键在于中国有无philosophy之“实”。纵观西方近代哲学史,欧洲的两大主要哲学思潮即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都是沿着反黑格尔主义或曰“拒斥形而上学”的向度发展的。在“重建形而上学”的诉求中黑格尔的幽灵再现,未来的哲学将是“人类形而上学”或曰文化哲学的崛起,从传统形而上学到“拒斥形而上学”再到“人类形而上学”,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空潭写春:论魏晋玄学与晋人之美

东汉末年 ,客观历史条件激变。儒学无法以其固有地位继续存在 ,名教信仰严重跌落。此伏彼起 ,“援道入儒”的谈玄之风遂因势生发。道、玄、儒相互冲突、相互引牵 ,运演出错综复杂的动态流变。玄学的出现 ,虽有清谈虚空之痼疾 ,却也是一种思想的解放。“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论”实则不能迁就的是名教的异化。玄学整合架构了一个充满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美的时代     

论朱熹哲学的世界历史意义

朱熹哲学的世界历史地位,唯有从其欧洲主流哲学的楔入和影响中方能体现,在朱熹时代的中欧哲学大势中,唯有托马斯·阿奎那的历史地位与之相当,而在17至18世纪欧洲的几种哲学新论中也不难发现朱熹哲学影响的鲜明痕迹。此外,朱熹哲学还成为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文化背景中重要的思想来源和资料。     

中国文化哲学构建的三大话语平台

文化哲学在中国不仅是一种新起的哲学思潮,而且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和深厚的思想基础.明清之际至19世纪末叶的中西文化的源流之辨,属于文化发生论的话题;清代晚期至20世纪初的中西文化体用之辩.属于文化的结构功能话题;自五四运动始,话题转移到东西文化的优劣和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话题,这里牵涉面复杂,不仅是个文化价值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化现代化、外来文化本土化和中国新文化的构建问题.但从总体上来看,中西文化之辩可归属于文化哲学的形态比较学范畴.历经百年不曾断裂的中西文化三辩,不仅成为百年来中国文化的不朽话语,而且已被务实为当今中国文化哲学建构的三大历史和现实的平台.     

冯友兰的德育思想与“抽象继承法”

冯友兰的德育思想与其哲学思想紧密交融,道德既是其哲学思想的主旨,也是其教育思想的本体。在冯友兰那里,“做人”、“教人”与“化人”是一种超出学校教育的以社会为师、以力行为范的大教育、大德育理念;其事在道德境界,其志在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是理想的道德目标,道德境界是现实的道德目标;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在道德继承上闪耀着智慧之光,尤其在需要进行道德重建的当下社会更为可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谈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加社会主义,即由中国特色的个别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一般性质,而这种社会主义的一般性质是经典作家早就规定好了的,无论现实如何改革,社会主义的“一般”不能有丝毫变型,否则,过多的中国特色必然冲淡社会主义性质,其结果将会导致资本主义。     

关于文化的社会学反思

文化人类学者往往从人的自然形态及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中探求一个民族的文化渊源,这固然不失为一种索根求本的科学方法,并渗透到考古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中去,但是,作为一种理论,它也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所张目,希特勒的“日耳曼文化至上”论便是这一谬种的极端形式。中国自明代中叶在与欧洲人种的文化交往中,始有中西学之对垒,进而演为中西学之争。“原来中国几千年所接触者——除印度文化外,     

关于家庭史的交叉研究

本文认为,传统的家庭史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它还停留在史实“还原”的低层史学阶段;客观的家庭形式与社会变迁的相互作用促使了国外家庭史学家着眼于从社会生态学即跨文化角度研究都市化过程中的家庭,其中包括对女权运动和家庭观念等制约性变量的考察,以期对家庭的历史行为进行全方位的透视;交叉学科的家庭史主要运用人口统计学、人类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的研究和方法,目前尚未形成一般理论,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继续从传统史学方法中跳出来;未来的研究将充分借助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成果,沿着时、空互补的方向发展;各学科内部的替换理论、社会心理学方法和协调理论将引起重视。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预期“交叉学料的家庭史”(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在90年代将会获得一体化的认同。     

邓小平经济建设理论中的和谐思想探析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所有制结构理论、“两手抓”和“三步走”战略理论中,含有丰富的和谐思想,正是这些和谐思想的正确指导才使得我国在20世纪后几十年内经济突飞猛进,人民安定团结。     

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和谐社会思想

一般认为,毛泽东的和谐社会思想集中体现在建国后《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关于和平赎买资本主义工商业等论著之中。本文通过对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理论、“三三制”民主政权理论与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分析,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对立中求统一、在冲突中求平衡,以及在对民主政治的阐释和实践中追求公平与正义,已经含有丰富的和谐社会思想。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十分复杂与艰难的社会环境和革命实践中激发和孕育的理论,既是指导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法宝,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