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治理如何从传统化向现代化演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到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

当前,我国农村治理依旧处于传统化的模式,其表现在于:在管制理念作用下,政府治理处于被动状态,干预、越位、错位的现象层出不穷。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的治理现代化要求,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改革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对"三农"问题的治理提出具体要求,其演变的要点在于:从"政府导向"走向"政府负责"、从"分配调整"走向"减弱控制"、从"碎片化治理"走向"整体性治理"。本文认为,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创新、扩大协同治理的参与主体,协同治理力量向基层下沉、注重城乡整体性治理,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等,以此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广西城镇化与农村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研究——基于SWOT分析

广西城镇化与农村生态环境协同发展,具有区位优势与战略优势,也面临着西部大开发、解决"三农"问题与新农村建设等政策机遇,但同时存在城镇与农村发展不平衡、对环保重视不够、环保投入不足等劣势,面临城乡二元体制尚未打破、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矛盾引发社会问题、产业转移等带来的威胁。对此,广西应发挥区位和战略优势,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经济发展;抓住西部大开发机遇,加强工业与城市反哺农业,加大"三农"政策扶持力度;打破城乡二元制度,完善环保立法,提高民众环保参与力度;协调城乡发展,扩大环保支出力度,实现城乡环保均等化。     

干部轮换、部门交替与乡村产业衔接困境——基于粤西M县的调研分析

在实施乡村战略背景下,产业振兴既是衡量乡村振兴成效的首要指标,也是各级地方政府关注的重点。基于粤西M县调研发现：在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各层级驻村干部通过积极“争资跑项”来打造多样化的乡村“戴帽项目”,但随着新旧驻村干部轮换,原先的产业无法创造新的政绩而被“消极应对”,以致后续管理出现衔接脱节。各职能部门的趋利性取向形成了产业项目分配的“分利失序”,而体制内资源的有限性加剧“条块”部门恶性竞争,“碎片化”资源供给弱化村庄集体行动能力。新旧部门的交替管理加快了产业项目变更频率,以致体制内资源不断被耗散,进而导致原先的产业缺乏持续性投入而出现衔接失灵。因此,需要在事前预警,提升产业结构与干部选派匹配度;在事中调控,动态调整产业与强化驻村干部监督;在事后防范,持续性供给资源与增进多主体协作予以化解。     

政府动员、社会响应与农村环境治理差异化——基于粤西M市的调研分析

农村环境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其治理成效不仅反映各级地方政府能否“有所作为”,也影响新一轮的乡村建设行动。基于粤西M市部分乡镇调研发现:差异化的政府动员策略所获取的社会响应程度不同,并直接影响农村环境治理成效。基层政府通过“硬动员”来塑造刚性治理的权威性,但由于基层群众的“弱响应”而导致环境政策执行陷入“梗阻”困境。虽然通过“软动员”的柔性治理方式能提升基层群众参治意愿,但却因其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强弱趋中响应”而导致环境政策“悬浮化”。因此,应通过“软硬兼施动员”,既依托行政权威推动环境政策走向底层实践,也要加强政策宣传和人情游说,使基层群众“强响应”积极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全过程,进而实现农村环境的治理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