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文白之争的逻辑构成及其意义

作为对20世纪中国现代性演进作出重要贡献的知识群体,新青年派发动的白话文运动赢得无数国人的喝彩,也遭遇了不同学派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来自学衡派,学衡派从学理出发与新青年派发生了对中国现代文化发展意义深远的文白之争。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文学观念的差异最终落脚在对文学的不同理解上:一个热衷于兼收并蓄的杂文学,一个钟情于自成一体的纯文学。在不同的文学观念背后还有着话语与权力的文化博弈。究其实质,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思想谱系乃是其现代性张力的深层逻辑构成。梳理并反思这场论争,无论是对当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还是对文化生态抑或是思想的环保,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人”而异:新青年派与学衡派的人学话语比较分析

思想启蒙的最终目的是“立人”,在这一思想共识下,新青年派与学衡派对所“立”之“人”却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诉求.将双方的“人”之想象置于各自秉持的思想谱系——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中会发现,在两派思想底蕴的深处有着自由意志与责任意识的紧张.梳理两派因“人”而异的思想对峙,从中我们能够清晰看到中国百年启蒙路径差异的来龙去脉,探讨其中“物质之律”与“人事之律”的真意,对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路径也会有全新的感悟.     

“英雄”末路：财富之余的思考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乱世出英雄”。时下如日中天的《英雄》就出在思想的“乱世”。《英雄》是一种草莽思想,它带给我们的启蒙使我们沉重、郁闷……因为《英雄》中透露出的信息足以让我们每个人提心吊胆。我们不希望一个人的专制和残暴,同时也要谨防多数人的非理性无知冲动。毕竟,一个充满杀机、暗杀、暴力、武侠的国家和社会不是我们最佳的选择。“包打天下”的英雄情结也不是我们民族意识中最为匮乏的精神资源。     

基于富客户端的电子商务应用与实现

分析了富客户端电子商务应用的特点,说明了利用谷歌公司的网页开发工具包GWT来开发富客户端电子商务应用框架的一般方法.在生成的框架基础上,通过实例阐述了富客户端电子商务应用系统的开发过程,重点包括客户界面的设计与系统功能的实现.实践表明,GWT是目前用来实现富客户端电子商务应用系统最有效的工具之一.     

启蒙的悖论(1911-1921):20世纪思想史上的困惑

就20世纪中国伊始的启蒙而言,它与其他体系的启蒙并没有什么两样,但一开始就显示出更为突出的悖论特征.审视自1911到1921十年间的文化启蒙时段,理想与现实、手段与目的、(个性)价值与(个人)德性的悖论,无不给历史留下了无穷的困惑.这些困惑启示我们,法治对启蒙寻找的自由秩序是何等重要.     

学术对话: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盘点之二——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问题

张宝明:大华兄,我们今天讨论一下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问题,你对此有何看法?郑大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确实是值得深入讨论的一个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学术界一般都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把此前的历史称之为古代史,此后的历史称之为近代史,也就是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成了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的分界线。与此相一致,1840年的鸦片战争也成了中国近代思想史和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分界线,国内出版的几乎所有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包括近年来出版的几部有影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都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写起的,或者至多只是对魏源、龚自…     

阐释与启示:20世纪初年民族主义谱系的嬗变——以《安徽俗话报》与《新青年》为例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谱系的生成一开始就呈现出复杂的谱系特征,尤其是在20世纪初年的辛亥革命前后.在学术界众说纷纭的当下,以<安徽俗话报>与<新青年>两种报刊所处的不同时期的价值趋向审视民族主义的发展以及与其他思潮的关系会发现,它们经历的从"外竞"到"内竞"、从"立国"到"立人"的心路历程,也正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其中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紧张不只是客观的,而且是必要的.其中的张力所展示的思想内涵对我们今天的民族主义学术讨论不无启迪.     

“唯新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唯新主义”以其特有的活力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逐渐形成了特定的价值审择标准,而这一标准在五四文学革命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也在文学革命中发挥出了奇迹般的思想范式魔力,并且影响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方向.究其实质,这一文学观无非是将文学放在进化论的砝码上锱铢必较.必须看到,文学的审美价值并不能按照科学进化论的价值加以审择,削足适履式的将其运用于文学领域,必然造成文学价值评判标准的混乱.回首这一审择,新文学的隐患时断时续.     

2006年内蒙古工业品价格走势及影响因素分析

2006年,内蒙古工业品出厂价格累计同比上涨3．01％,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持平;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累计同比上涨5．94％,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06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     

文学、道德与知识分子的良知及使命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