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悖论(1911-1921):20世纪思想史上的困惑

就20世纪中国伊始的启蒙而言,它与其他体系的启蒙并没有什么两样,但一开始就显示出更为突出的悖论特征.审视自1911到1921十年间的文化启蒙时段,理想与现实、手段与目的、(个性)价值与(个人)德性的悖论,无不给历史留下了无穷的困惑.这些困惑启示我们,法治对启蒙寻找的自由秩序是何等重要.     

学术对话: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盘点之二——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问题

张宝明:大华兄,我们今天讨论一下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问题,你对此有何看法?郑大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确实是值得深入讨论的一个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学术界一般都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把此前的历史称之为古代史,此后的历史称之为近代史,也就是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成了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的分界线。与此相一致,1840年的鸦片战争也成了中国近代思想史和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分界线,国内出版的几乎所有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包括近年来出版的几部有影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都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写起的,或者至多只是对魏源、龚自…     

“唯新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唯新主义”以其特有的活力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逐渐形成了特定的价值审择标准,而这一标准在五四文学革命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也在文学革命中发挥出了奇迹般的思想范式魔力,并且影响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方向.究其实质,这一文学观无非是将文学放在进化论的砝码上锱铢必较.必须看到,文学的审美价值并不能按照科学进化论的价值加以审择,削足适履式的将其运用于文学领域,必然造成文学价值评判标准的混乱.回首这一审择,新文学的隐患时断时续.     

2006年内蒙古工业品价格走势及影响因素分析

2006年,内蒙古工业品出厂价格累计同比上涨3．01％,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持平;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累计同比上涨5．94％,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06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     

沈阳工学院成立公关协会

96年4月22日,沈阳工业学院公共关系协会正式成立。它是辽宁省高校中首家此类性质的学生团体。辽宁省公关协会理事、著名经济学家余家驹教授担任指导老师。协会下设公关策划、公关礼仪、公关宣传、对外联络、对内关系、财务六个部。目前有会员300余人。     

"问题"与"主义":两种思想谱系的历史演绎--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看《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衔接

“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在本质上还是意识形态内在规定性的冲突。五四以来两种思想谱系分别以不同的变形进行着思想的交锋。从《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演绎出的思想史命题来看,今天的学术立意不应该总是停留在孰胜孰负的判别上。作为启蒙思想史的一桩公案,“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思想史上一次双赢的典型个案。     

因“人”而异:新青年派与学衡派的人学话语比较分析

思想启蒙的最终目的是“立人”,在这一思想共识下,新青年派与学衡派对所“立”之“人”却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诉求.将双方的“人”之想象置于各自秉持的思想谱系——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中会发现,在两派思想底蕴的深处有着自由意志与责任意识的紧张.梳理两派因“人”而异的思想对峙,从中我们能够清晰看到中国百年启蒙路径差异的来龙去脉,探讨其中“物质之律”与“人事之律”的真意,对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路径也会有全新的感悟.     

从"五四"到"文革":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终结--对一个"启蒙"与"反启蒙"命题的破解

张光芒的<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一文,将"蛊惑"人心的道德形而上的手段说成极大程度地发挥了"启蒙作用",将真正意义上的启蒙文学的作用的微薄则说成是不自量力的"盲区",无疑是放弃了启蒙学者"形而下"的担待,使本该清晰的启蒙与反启蒙的边界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它又时时散发着"道德形而上"必须和政治实用主义结合才有用武之地的气息.与此相反,笔者欣赏并奉行"形而下"的所作所为,而不欣赏固意"牢化"的"形而上"诉求.人文精神应该是具体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和活生生的,而不是抽象的、观念的、僵死的和教条的,这才是文学生命的底线.     

“不谈政治”的悖说（1914──1919）：对陈独秀“五四”政治心态的求解

“不谈政治”的悖说（１９１４──１９１９）：对陈独秀“五四”政治心态的求解张宝明本文主要是为解决“五四”时期陈独秀介入“政治”与否而为的。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位一直充满政治热情的人物由“行”而“知”的转变众说不一，而且有着不同程度的偏颇。但归根结底还...     

百年“五四”：是“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性质的对话

张光芒(苏州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我们的思想界有时候显得很无力,表现在对历史现象的解读上,往往是阐释得越多,争论的越热闹,对象反而显得越模糊,既找不出恰当的有力度的概念来评价,也难以形成富有针对性的理论框架加以衡估。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定性就是这样。从上个世纪20年代起就不断有种种的“定论”来概括它,但总是因为阐释者的立场偏于主观、现实性目的过分明显,一直未在学界达成共识。在80年代“思想热”的时候,人们再次对“五四”产生了浓厚的“回归”与研究的兴趣,但似乎仍然未脱离为当下服务的心态。当时众所趋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