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中“礼学”思想的实践价值

中国礼学思想经过了祭礼、礼学、礼治和礼仪四个阶段的发展,其合理因子至今仍对社会产生影响。其“不学礼,无以立”的培养伦理本位,“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培养目标,“人是礼仪的存在”的生活化培养途径,“克己复礼”的内外双行为培养准线,对现今以就业为导向、过度注重技术训练、忽视人文素质培养的职业技术教育尤具现实意义。     

乡村文化价值的重新发现与大学生村官的使命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为乡村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赋予了大学生村官重新发现乡村文化价值的沉重使命。当前我国乡村文化的自然生态价值和精神生态价值亟待重新发现,就前者而言,需要大学生村官从观念上意识到乡村文化自然生态是现代城市文明的基础,在行动上不能掉进"伪乡村生态"建设的陷阱;就后者而言,需要大学生村官承担起乡土文化记忆复苏重构与乡土文化认同的使命。     

试论海上保险中经济利益原则的应用

对于海上保险合同是否存在可保利益,其检验标准一直存在法律利益原则和经济利益原则的争议。从保险产生的根源及其本身的目的和意义来看,适用经济利益原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基于法律利益原则存在的诸多缺陷,导致实际上享有经济利益的被保险人无法获得保险赔偿,当前有必要转向适用更为宽泛的经济利益原则。针对经济利益原则可能存在的操作性问题,可以结合理论上关于保险最大诚信原则的适用、特殊情形下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以及法律禁止性规定和公序良俗的考量,并充分借鉴国内外相关实践经验,对该原则做进一步的规范。     

李玉电影作品的女性叙事策略

李玉的电影作品体现了对女性生存状态及命运的持续关注,又凸显了在交流沟通中重建两性美好关系的渴望。从早期电影中对两性冲突与女性反抗姿态的充分展示,到依托宗教精神抚慰而实现的两性和谐,其电影叙事层面不遗余力地剖解了现代社会中女性的焦虑与渴望。一方面,女性视角成为主要的切入向度,女性被勾勒为兼具痛苦与坚韧品质的群体。另一方面,对两性关系的反思涵容了对男权社会、身体欲望甚至女性自身的诘问,由此又体现出在情感伦理层面的自我拯救。     

关于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新思考

城镇化最本质的功能就是聚集和扩散效应,而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城乡文明的相互渗透,则是城镇化的最高目标。中国大量的劳动力资源聚集在农村和第一产业,既不利于提高农民收入,加速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也不利于工业化任务的完成。因此,中国应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既要追求城镇数量的增加、已有城镇规模的扩大,更要追求城镇质量的提高。与此同时,应强化经营城市的理念,统筹城乡发展,有计划分步骤的加快"丰"字型的城市经济带的建设,打好生态城市这张牌。     

汉语中的日语语汇及对汉语的影响

日语中的汉字本来来自中国,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日本人又用汉字组合创造了为数不少的日语词汇,即和制汉字。和制汉字的一部分在近代又传回中国,为中国人所用,如,“金属”、“议员”、“科学”、“法律”、“物理”等。这种现象不单单是两国文字的交流,而是两国长达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的继续和发展。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日两国的语言和文化,文章从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对汉语中的日语词汇,从其引进的背景、特点和影响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和分析。     

论英汉虚义动词结构之异同

虚义动词发挥的根本性作用不外乎两点:一是济造句之穷;二是提供一种更适合语用需要的表达方式.英汉虚义动词各具特点,在使用范围、表意特点,以及内外部结合规律等方面体现出诸多差异.虚义动词为我们提供一个由汉语看世界语言、由世界语言看汉语的理想之窗.     

论托尔斯泰的泛现实主义化创作及其得失

托尔斯泰并没有按照一种标准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进行创作,而是走向了泛现实主义化创作.所谓泛现实主义化创作,即作者不拘泥于一种模式,而是运用各种创作手法,去不断开拓现实主义疆域,具体表现在创作中分别向心理的、自然的、古典的三个领域拓展,由此形成了三种新的现实主义:即心理主义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和古典主义的现实主义,其相应的代表作分别为<伊凡·伊里奇之死>、<哈吉穆拉特>和<复活>.泛现实主义化创作现象的出现,既与作者旺盛的艺术创造力使其不甘于一种表现形式有关;也与当时现实主义文学在欧洲趋于衰落有关.托尔斯泰的泛现实主义化创作一方面使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焕发出新的活力,暂时化解了现实主义所遭遇的危机;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总的来看,泛现实主义化创作是对托尔斯泰一生创作风格摇曳多变的概括.     

曹雪芹在北京的第一个故居

曹雪芹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他用血和泪创作出的举世名著《红楼梦》,不但是我国人民,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宝贵文学遗产。曹雪芹虽然生在江宁（南京、金陵）,但他的大半生都是在北京度过的。据红学家考证,他在北京的故居主要有两处：     

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法理阐析与路径选择

中国的农村土地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制度安排上长期存在着效率优先于公平的价值取向。以“两权分离”为代表的既往农地法律制度建构,着重“分”而忽略“统”,在发展中与宪法预设的轨道出现了偏差。在此背景下,旨在回应现实需求、推进农地流转的“三权分置”改革应时而出。“三权分置”的制度设计中,其最重要的核心功能是将原来并不具有经济属性的农地承包权价值化,将具有强烈身份色彩的农地承包权转化为个体所占有集体所有权份额的权利。农地“三权分置”的试点实践中,出现了诸多现实难题。未来的制度设计中,应警惕“日本陷阱”,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落实土地集体所有权,在法律、法规以及实施办法上进一步做出细化,健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以化解“三权分置”在现实实践中所遭遇的诸多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