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举制度与道教——以梓潼梦为中心的考察

梓潼梦是古代士人祈求梓潼神保佑中举的梦境。梓潼神主管科举桂禄的神格衍生出梓潼梦的仙话传说，是揭示道教与中国梦文化关系值得研究的问题。史籍中关于梓潼梦的各种灵验故事，是士人企盼科举成功心态的社会记忆。唐宋时期蜀中士人的各种梓潼梦故事，丰富了中国梦文化的内容，也反映出中华文昌文化的思想内涵。梓潼梦所彰显的文昌帝君司禄主功名的神格，奠立了士大夫阶层崇拜文昌帝君的格局。梓潼梦故事在科举制度下的流行，反映了道教对科举制度的神学影响。唐宋以来社会上流传的梓潼梦故事，是中国科举制度与道教神仙信仰相结合的产物。宋代道教宗师通过编撰褒扬梓潼帝君灵验的经书、用于祭祀梓潼帝君的斋醮科仪、供信仰梓潼神的文士受箓所用的文昌箓，对梓潼神进行道教神学的提升，以彰显梓潼梦的感应功能。通过一系列对梓潼神的道教化改造，宋代以后道教已建构起文昌帝君信仰体系。道教对梓潼梦灵验故事的特殊建构，道教的梓潼神成为中国社会专掌司禄的文化大神，深刻影响了古代拳拳于科举的士人。     

中日海洋关系与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

中日关系目前正处于关键的历史节点，海洋关系是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在海洋领域既有矛盾分歧，也有合作空间。中日两国领导人已经明确提出要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构建建设性的、稳定的中日海洋关系无疑是题中之义。2023年4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海问题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联合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海研究论坛”，邀请中日专家围绕“中日海洋关系与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这一主题，从历史發展、现实情况以及未来前景等维度进行深入探讨，以寻找共识、形成合力，为两国关系的稳定發展提供具有启發性的思路与方案。本刊精选部分發言，以飨读者。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自信的三重来源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可为世界其他多民族国家的民族事务治理提供有益借鉴。道路自信的确立主要源于三个层面。一是道路选择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的超越性视角解决了传统民族事务治理的内在困境，具有理论必然性；中国共产党通过解决中国社会各阶段的主要矛盾，成功扫清了民族问题产生的外在根源，是现实必然的选择。二是道路发展的连续性，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族政策主线的连续性和以国家复兴为核心的理想信念的连续性，初心和使命的高度一致有效保障了道路基本方向的正确性和稳定性。三是道路实践的有效性。政治层面，有效保障了个体权益，维护了群体权利，保证了国家安全；经济层面，实现了区域经济壮大和个体收入提高的协同增长；文化层面，在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的同时，有力推动中华文化的创新延续。     

汉宋分野视域下傅斯年与严耕望史料观的离合

傅斯年与严耕望均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并将史料的原始程度视为史料价值的评判标准，谨慎运用消极史料。但在史料扩充上两人却存在着巨大分歧：傅斯年要求随时随地寻找新史料，并将其视作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严耕望则突出史家个人“史识”的地位，主张从基本史料中推陈出新。史料观的离合，反映的是史语所第一、二代学者间的变与不变。不变的原因在于作为“新汉学”典范的史语所，学术风格和旨趣有其连贯性；嬗变的原因与严耕望学术身份的双重性有关，其史料观出入于汉宋之间，兼采众长。     

对"放管服"改革的哲学思考

"放管服"改革是涉及理念、系统结构、运作体系的改革活动,需要来一场全新的学习.并且"放管服"改革也是中国时代的产物,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我国实际情况综合下,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强调结构稳增长的前提下,简政放权、活跃市场,对于"放管服"改革发展到如今出现的问题,笔者尝试提出对策建议.     

“本固枝荣、行稳致远”：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与精准扶贫研究

聚焦内部控制这一公司治理内部视角，有效结合外部治理环境协同，剖析精准扶贫的实施动因，并以2016—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履行精准扶贫的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和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质量有助于企业积极履行精准扶贫的社会责任；媒体关注和分析师关注，显著增强了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敏感性行业增强了内部控制质量对精准扶贫的促进作用；高质量的内部控制通过提升财务绩效，进而提高了企业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的程度。建议：企业应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建设，保障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的合规化和持续化，从根本上提升履行精准扶贫的水平；加快构建全社会广泛参与扶贫攻坚的新格局，调动、鼓励和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我国的扶贫事业中，构筑全社会参与的大扶贫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