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前后英印侵占“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领土与国民政府的处置

印度独立前后,英印分三路侵占和蚕食"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宣称麦克马洪线就是中印东段边界线。英印两国的目的有所不同,英国企图在中印两国之间留下领土争端,印度企图进一步建立环印度洋政治圈和对中国的战略态势。国民政府的处置,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在印度独立前,国民政府积极而主动,一方面指示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予以注意,要求与中央政府协调一致;一方面同英印交涉。噶厦反对英印的侵占,明确表示它从未承认过西姆拉草约。印度独立后,国民政府消极而被动,打算在中印条约签订后再来解决边界争端问题,丧失了利用印度独立之机遏制英印侵占的有利时机,印度的侵占变本加厉,历史的重担只能落在新中国政府的身上。     

北京房地产统计数据是这样出炉的

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房价永远是读者关注的话题。目前,北京市房地产统计以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为主,以部门统计为辅。从2008年开始,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为了更好地反映当前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情况,特别是     

辛亥革命时期地方政府体系变革的有限性——以浙江为例的探讨

在历史巨变的辛亥革命时期里,地方政府组织体系同中央政府一样都发生了变革,但变革是有限的,浙江事例即说明此点。浙江军政府组织演变的中心是都督权力逐渐加强,议会的制衡日益软弱。军政分府的成立和撤销反映了全省行政如何统一的问题,传统的省、府道、县三级行政建制向省、县二级制过渡,但到底是三级制还是二级制值得考虑。县等划分和县知事、县议会、县法院三权并立组织体系的设置标志着新型县制的确立,但许多规定还停留在字面上。可见,即使在被视为各省推行近代民主政治榜样的浙江,民主的影子也在逐渐消失。     

武汉政治分会的设置和存废之争:桂系、蒋介石对全局的角逐

1927年至1929年,蒋介石与桂系以武汉政治分会的设置与存废为中心,展开了一场对全局的角逐。武汉政治分会的设置,是双方协议分占东南与两湖和蒋桂相安、共同北伐的必然结果。它成立后在对两湖的治理尤其与蒋介石的财政较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成为当时各政治分会中的典型和蒋介石的眼中钉。它的撤销,既是桂系在这场角逐中败北的必然结果,亦是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体制不可能是分权共掌而是专制独裁的必然结果。     

盛世才执政时期新疆区村制探析

盛世才执政时期,区村制在新疆实施,经历了三个阶段,不同阶段其任务也随之发生变化。前期重点是改定县治与增设县局,而县以下政权组织建设较少;中期则将工作重心放在划编区村上;后期则对区村组织机构与区村长相关事宜给予规范与完善。区村制是适应当时地方行政现代化需要而产生的,其使新疆基层政权组织首次得以健全,形成了县以下行政制度的科层化,并进而稳固了盛世才的统治。但正当区村制高速发展之时,由于盛世才政治立场的转变而中途为保甲制所代替。     

北平临时分会的设置与撤销：国民党各派对华北的角逐

北平临时分会是国民党中央在奉系集团退出平津地区后在华北设置的第一个介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机关。它的设置,是国民党各实力派势均力敌和蒋介石推行暂由阎锡山担负华北重责以牵制冯玉祥、桂系之计划的结果。它的“政治指导”区域的划分,取决于各派在华北的角逐情况。设置之后,蒋介石又设法限制,其他各派的态度也根据各自利益而定,因此它名义上负责“指导”与“监督”冀热两省和平津两市,实际上虚有其名。虽然国民党中央规定了各地政治分会不能兼管党务,但由于蒋介石企图掌握华北地方党部,北平临时分会竭力改组河北与北平的党部,张继北上继任该分会主席的原因即在于此。但他在阎锡山的掣肘下无能为力,并在蒋阎关系变化下提出辞职。最终北平临时分会在这纠纷中撤销。     

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与中国民主意识现代化

评判一个国家民主建设的成效,既要看其民主制度的发展状况,也要看公民是否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由于宗法式的小农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封建思想仍未根除,我国公民的民主意识至今依然淡薄。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对我国公民民主意识现代化的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深入分析造成的这种影响,探索当前民主意识淡薄的深层原因,寻求中国民主意识现代化建设的几条有效路径十分必要。     

自由、理性、分权制衡--孟德斯鸠政治正义观探究

政治正义观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直到近代才基本上有了其独立的内涵.孟德斯鸠的政治正义观反映了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神学和专制统治、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要求.他的政治正义观以自由为中心、以理性为指导、以分权制衡为保障,成为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     

1937年7月至1938年1月关于对日宣战问题的论争

1937年7月至1938年1月间,中国发生了是否对日宣战的讨论与争论。一开始,蒋介石打算宣战,随后赞同不宜宣战主张,乃发表应战谈话。日军发出最后通牒前后,蒋介石又计划宣战,汪精卫集团强烈反对,抗战阵营一些人士及英美法等国也反对,国民政府乃将应战发展为抗战。此后,中国各界再次讨论,认为不宜宣战,蒋介石也赞同,自卫抗战的基本立场进一步确立。综合来看,讨论是出于宣战到底宜不宜的角度,一些人士和中国共产党主张绝交宣战,蒋介石、王宠惠等人也一度主张宣战,何应钦、程潜、徐永昌等人以及另一些人士认为不宜宣战,抗战阵营最终达成共识,"抗战"作为具有深刻含义的词汇载入史册。与汪精卫集团的争论,实际上是一场抗战还是投降的斗争,汪精卫企图夺取行政院长职位,不但反对绝交宣战,甚至主张"和"。1月18日发表的《国民政府声明书》将这场讨论与争论画上了句号。     

从旗制到县制:民国时期伊犁锡伯营行政体制的近代化

民国时期伊犁锡伯营的总管旗制演变为近代县制,完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行政体制近代化进程。清代军政合一的总管旗制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旗制弊政愈发凸显,但囿于自身改制条件不成熟,伊犁地区一地两治和哈密事变的爆发,致使变更旗制搁浅。盛世才执政后,逐步催熟革除旗制的条件,循序渐进地推进从旗制、设治局到县制的行政体制演变。锡伯营行政体制的近代化,不仅加强了省府对地方的管理,提高基层行政效率,促进民族融合,也推动了当地社会的发展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