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芳斯等式逻辑评介

吉芳斯(W.S.Jevons)是英国上世紀著名邏輯学家之一,1835年九月一日生于利物浦,1854-9年在澳洲悉尼造币局担任鉴定員,1859年回倫敦大学读书,得碩士学位,以后即任教职,1880年因健康关系辞职,1882年八月十三日在赫斯汀附近游泳不慎溺毙。吉氏生平博聞强記,好学不倦,兼长政治經济、哲学、倫理,著作甚多,而以所創等式邏輯,发揚布尔(G.Boole)的思想,却能独辟蹊徑,自成一个系统,很可帮助我們認識亚里士多德以来傳統邏輯的缺点。后来数理邏輯学派中人虽自認否定了吉芳斯的思想,但其实他們所受吉氏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現在我們正要改造傳統邏輯,关于形式     

关于当前美学问题的争论——试再论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

关于美学问题,近来发表的文章不少,讨论很热烈。但还只是序曲或前哨战。譬如造房子,现在只是各人争着说自己选择的基地最结实,在这上面起房子最靠得住;但是这地基是不是靠得住,就还得看以后谁的房子造得起来,谁的地基不下沉房子不垮。所以,现在的讨论大概就很难马上得出个一致同意的结论。     

論十大关系

最近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一共有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但是,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     

日本、东亚企业家族化的伦理动因

日本、东亚企业家族化的经营模式 ,是日本 70年代末经济腾飞、东亚经济崛起的重要原因。而作为这一原因的企业家族化 ,有其伦理动因。这需要在“新教伦理”与儒家文化的选择上 ,在亚洲金融风暴、知识经济的到来的新背景下以及儒家文化自身的演变、企业家族化的局限诸多方面上加以认识 ,才能得出结论     

对开发海南一些战略问题的探讨

<正> 一、海南岛的自然环境概况海南岛是我国两大宝岛之一,面积约24189平方公里,只比台湾少1600多平方公里.全岛海岸纬长约1470公里,除基岩(玄武岩,花岗岩)海岸和沙岸(包括三角洲和泻湖海岸)外,沿海还有珊瑚礁和红树林海岸.全岛有滩涂面积约28.5万亩,还有渔场7800平方公里.全岛受亚热带和热带海洋性季风和台风的影响.日照长,太阳辐射强,温度高.沿海年日照时数2069(文昌)—3750小时(东方),年太阳辐射能量123—141千卡/厘米~2;西部和南部沿海年日照达2500小时以上,年太阳辐射能量达130千卡/厘米~2以上,     

论宋太祖、宋太宗的德政

宋王朝在我国封建社会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经济方面 ,宋代的商品经济已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 ;在政治方面 ,宋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大变革时代。而这种变化 ,与北宋初期宋太祖、宋太宗的德政有直接的关系 ,他们奠定了这一重要变化的基础。因此 ,研究宋太祖、宋太宗的德政既具有历史意义 ,又具有现实意义     

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与道路问题

一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类許多世紀以来梦寐以求的神圣目标。从前許多卓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直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次的寻求与論証过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与道路的理論。空想社会主义者,当然并不是从历史进程的必然性来论証的,他們也并不代表最先进的阶級无产阶级的利益,他們仅仅凭着一种偶然的幻想作为論証的基础,因而他們被称为烏托邦。馬克思是第一个根据历史发展的規律,論証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同一性和差别性的經典作家。1875年他在哥达綱領批判中写     

对当前"感情潮"状况的思考

当前,"婚外恋"、"包二奶"、"同居"、"网恋"和"网婚"等有关家德的问题(亦即通常说的"感情潮"),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感情潮",有其特定的含义及其表现形式;它的泛滥不是偶然的,也有其复杂的原因,性的形上意义是解读其成因的关键;它所带来的影响,使家德受到冲击,法律面临尴尬.     

"方言学校"事件评析——以我国宪法文本中普通话条款的规范分析为路径

对近来所出现的方言学校这一文化现象,有必要从宪法角度进行规范分析。从宪法角度解析方言学校事件,需要先明晰宪法上“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条款的涵义。该条款中的“普通话”与“推广”两词有各自的涵义与功能。方言具有一定的功能,但是其局限性是相当明显的。从理论上的“语言权”的视角看,普通话在我国语言体系上具有优先和主导地位。宪法规范的效力性及至上性是法治国家的基石理念。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在冲突中的统一是宪法价值的精髓所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法治体系与方略

在新时代新征程建设法治中国和美丽中国的宏阔背景下，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对于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基础性保障功能和战略性支撑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相结合的生态良法善治，蕴含了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和谐发展价值追求，创造了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法治文明珠联璧合效应的人类生态法治文明新形态。用法治来引领、规范和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其总目标和总抓手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框架下构建充分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完备法治规范体系、高效法治实施体系、严密法治监督体系和有力法治保障体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法治体系构建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目前虽已取得显著成就，但仍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诸如生态环境立法的体系性、完备性不足，且与宪法和其他部门法以及党内生态文明法规之间的协调性不够；生态环境执法体系尚未达到良性高效的建设目标，生态环境司法体系尚未真正形成理性系统的“绿色司法”制度体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中央督察与省级督察两级工作衔接机制不畅、国家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