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家庭美德的现代价值

对传统家庭美德的现代诠释和价值提升 ,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家庭美德建设的重要途径。传统家庭美德与现代文明、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其时代精神有相辅相成的统一方面 ,是我国现时代社会主义家庭美德建设的历史依托和丰富养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志愿服务应秉持的道德理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志愿服务应秉持的道德理性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益至上,即志愿者在处理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时应将社会公共利益放在首位,以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和维护为最高价值目标。从本质上看,公益至上追求的是社会发展成果能够最大化、最公平地为社会全体成员享用。其价值取向之确立,依据于共享发展理念,依赖于人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和渴望及基于此形成的公共责任意识。二是无私奉献。本质而言,志愿服务本身就是一种奉献,奉献与志愿服务具有内在同一性,或者说,奉献是志愿服务的内在规定性,没有奉献就无所谓志愿服务。这就内在地、逻辑地规定了奉献是志愿服务应秉持的最根本的道德理念和应遵循的最基本的伦理原则规范,它要求志愿者不仅具有济世利民的道德情怀,而且具有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三是仁爱为怀,即要尊重志愿服务对象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尊重志愿服务对象的自尊心,在志愿服务活动中具有一种“到心”的道德责任感。四是诚信无妄,即志愿者应真心实意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责任,不应以谎言骗人,不应说一些不能兑现或无用的大话,不应面诺背违、阳非阴是、口惠而实不至,时时事事均要体现求真求实精神,做到对志愿服务事业真心实干、全...     

论个体道德需要的生成

个体道德需要作为人的特殊的、高级的需要,既非个体先天固有,也非神启,而是在社会生活实践中通过学习和认同,将社会道德内化的结果。道德内化的过程实质上是个体道德需要的形成过程,这个过程是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与此相适应,个体道德需要也呈现出高低不同的层次。     

斯宾诺莎的上帝论与实践神学的建构

斯宾诺莎被逐出教门是在17世纪中期荷兰黄金时代的犹太社区中发生的一个著名的思想事件,犹太人与加尔文新教徒此后不断控告他是危险的无神论者。但斯宾诺莎本人对这一称谓非常敏感,并专门写作《神学政治论》一书予以了严正的驳斥。但这本书不仅没有达到为神学辩护的理论目的,反而使无神论的名声在知识分子中愈演愈烈。关于斯宾诺莎何以未能成功地反驳“无神论化”涉及复杂的解释学问题,前提是要重构斯宾诺莎是如何捍卫他的神学的。他提出真正的宗教是人神相爱的“普遍宗教”,人爱神就必须相信上帝是必然存在的、唯一的、无所不在的、等级最高的,神爱人就必然会拯救人、赦免悔过人的罪。神学就是以普遍宗教的信条为基础的、爱人如己的生活方式。他认为自己所从事的“真正的哲学”就是对神、人及其幸福的理智论证,因而神学是可能的。     

斯宾诺莎自由哲学的二难困境及其启示

"自由"是斯宾诺莎哲学最重要的概念,学界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自由伦理学、自由神学三个维度对其自由哲学展开了多重考察。然而,斯宾诺莎的自由哲学在这三个层次上都表现出了一种严重的分裂和不连贯性,无论是政治哲学的、伦理学的还是神学的考察都陷入了"神秘主义"与"激进主义"的二难困境。"摇摆"(vacillate)于这种二难困境中似乎是斯宾诺莎情感学说的一个吊诡,但仍然可以从其整个哲学体系的强烈"二元论"倾向中得到解释。自由哲学的分裂在根本上是一个本体论问题,斯宾诺莎的最终解答是为"理性人的联合体"提供一种超越于分散大众(masses)的本体论地位。"理性人"概念反思的是中世纪拥有灵魂独立性的个体,是对早期现代主体性的一种描述和预示,合理看待这一概念的哲学史意义可以给我们诸多启发。     

墨家志愿服务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墨家志愿服务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兼相爱”的志愿服务伦理理念、“交相利”的志愿服务伦理实践路径和“志功统一”的志愿服务伦理评价观等方面。墨家志愿服务伦理思想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倡导具有平等性、普遍性的“仁爱”理念。墨家志愿服务伦理思想尽管带有浓厚的神秘的宗教色彩、具有明显的乌托邦性质，但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且时至今日仍有其现实价值和意义。批判地继承和弘扬墨家志愿服务伦理思想，不仅有助于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志愿服务的发展，而且有助于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伦理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意蕴。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伦理立场，这是由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指导思想和领导力量决定的；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伦理原则，这既是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三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治伦理诉求，这既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决定的，也是由中国式现代化所秉持的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决定的；四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伦理理念，这既是由我国的外交政策决定的，也是由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时代背景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