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陈寅恪的中西文化观念

王国维与陈寅恪不仅都有留学国外的经历,而且对中西文化或有精深的研究,或有深刻的体验。在晚清民国关于中西文化体用关系的讨论中,他们虽然远离讨论的中心,自居于边缘,但都坚持中体西用的基本立场。他们有着相似的忧世情怀,崇尚纯粹的科学思想,反对片面追求建立在政治企图和经济实利基础之上的物质文明,对如何吸收西方文明提出了极具锐识的看法。他们对于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离合轨迹都作了深入的考察和细致的勾勒,突出了宋代思想文化的重要意义,为新宋学的建构奠定了重要基础。王国维治学讲究利用最新的文献发现,拓展研究的区宇,创建新型的学问模式;而陈寅恪更是明确提出了"预流"的观念,与王国维之说彼此呼应。王国维与陈寅恪关于中西文化的若干观念,沉淀着青春的锐思和理性的光辉,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王国维词学与罗振常、樊炳清之关系

在关于20世纪词学体制的讨论中,王国维常被视为体制外的孤独行者.但实际上,王国维的词学渊源有自,且颇多周边友人的交流切磋之功,其中罗振常、樊炳清二人作用最为明显.罗振常对《人间词乙稿序》的四则批注,比较细致地揭示了王国维词学观念的形成过程,特别是在意境说的形成及具体词人的取舍上,王国维实际上是在与周边友人的交流之中逐渐定型的.《人间词甲稿序》与《人间词乙稿序》虽由王国维代笔,但也客观上记录了王国维与樊炳清两人近十年间词学观念上的往返商榷之迹.追溯王国维词学的生成形态,罗振常与樊炳清都是不可忽略的人物.王国维的词学在一定程度上带着早年周边友人群体的色彩,只是相形之下,王国维的词学更具体系和思想深度而已.     

魏晋清谈与论体文之关系

魏晋时代的思想和学术以清谈和论体文的结撰为主要表现领域。本文以清谈与论体文的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为研究视角 ,分析并论证了清谈与著论同时并起的文化现象和基本特征 ,并对清谈与著论在内容、形式以及文风上的彼此渗透和共同促进 ,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论证 ,重估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学术史和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     

诗馀考

作为后起的词的名称,“诗馀”所引发的争议是最多的。不同的认知角度带来了不同的价值判断。考察诗馀概念的形成轨迹及其内涵的变化,认为对于“诗馀”之“诗”和“馀”的不同解释,不仅带来了关于词的起源上的观点分歧,也体现了不同的对于词的体制方面的认识特点以及对于词体的尊卑观念。所以考察诗馀概念,既是梳理诗词文体的流变关系,也是对于古代文学观念的一种文体学考量。     

关于《殷虚书契考释》的一桩公案

甲骨学名著<殷虚书契考释>乃罗振玉所撰,此在王国维生前从无疑议.但在1927年王国维去世后,少数王门弟子以及傅斯年、郭沫若、溥仪等,逐渐由怀疑而遽将此书著作权归于王国维名下,遂铸成古文字学界的一桩公案.其实,王国维在许多文章及通信中都详细描述过罗振玉研究甲骨文的进程,其中颇多对于罗振玉撰述此书的记述,略无隐言;而罗振玉则不仅将自己著作此书前后的心理变化坦陈无遗,而且对其后续增补经过也留下了细致的笔墨.就全书的形式和内容来看,王国维作为书写者和补正者的形象原本是清晰的,但由于罗振玉的政治身份以及晚年与王国维交恶的事实,遂导致学术界故意抬王压罗现象的产生.梳理这段学术含量极低的学术史,对于从一个侧面来了解一个特殊时代的意识形态不无意义.     

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

２０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吴承学，彭玉平一中国文学批评历史悠久，但作为一门学科的自觉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到了二十世纪才可以说真正开始并逐步走向成熟。当此世纪之交，回顾这门学科的发展历程，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和评...     

沉潜考索之功,高明独断之学--评张伯伟教授《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

关于文学批评方法的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一度成为显学。但这场方法热的起因是对60-70年代流行的庸俗社会学的一种强势反拨,关于方法理论深层次的探讨,实际上还是少人问津。就古代文论而言,虽然也相当程度地介入到这场讨论,但相对于当代性较强的文艺学、美学学科而言,关于古代文论方法的探讨还是显得相当边缘,甚至不无冷清的意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