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论西方在华教会教育

20世纪20年代初中期,胡适主要是对西方在华教会教育的宗教性和非教育性进行批判,主张教会教育要进行符合时代发展和中国利益的变革;从20年代后期开始,他转而对教会教育作了全面肯定。本文结合教会教育对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发展所起的两重性作用,认为胡适从科学理性精神和全盘西化观立场出发对教会教育所作的评价,既有合理、符合历史事实的方面,也存在非历史主义和抹杀教会教育殖民侵略性的方面。     

内隐社会认知中攻击性行为的性别差异研究

随机抽取大学本科男女生各 2 0名 ,使用不同性别人物在攻击与被攻击行为中相互作用的图片为实验材料 ,采用 2× 4× 2混合实验设计 ,研究内隐社会认知中的性别差异。结果表明 :1.内隐记忆与外显记忆实验性分离 ,支持多重记忆系统理论 ;2 .在内隐社会认知中 ,对攻击性行为的认知不存在性别差异 ;3.再次发现内隐认知态度 ;4 .内隐记忆无需有意注意参与     

论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

在人的素质结构中,人格起着近乎决定性的作用。人格是人的心理面貌的集中反映,人格素质是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人格教育,引导大学生不断塑造和提升自己的人格素质,使其懂得怎样充实与发展自我,完善个性,健全人格,这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大学生成才的内在要求。     

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制度安排

近年来,各种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中国得到了迅速发展,政府也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但总体上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仍然处于比较低的发展层次。本文首先简要地描述了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整体发展现状,然后分析了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生和发展的制约因素(土地细碎化、农民分化、合作社企业家匮乏、政府顾虑、农业经济发展路径独特、相关法律制度缺失、与其他组织的潜在矛盾等),接着逐一分析了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决策机制、分配机制,说明在上述诸多制约因素的影响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与传统合作社的原则和形式不同的状态,至少在以浙江省为代表的沿海地区呈现出鲜明的如同“新一代合作社”那样的制度安排和发展趋势。     

新时期科研院所共青团工作初探

科研院所要广泛开展共青团政治思想学习,要高度重视共青团组织建设工作,要创新开展共青团文体学术活动,要大力加强共青团团员意识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开创科研院所团工作的新局面,促进青年团员的健康成才。     

生物学专业创业课程体系的构建

根据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和生物学专业的特点,提出了生物学专业创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构建了生物学专业创业教育的课程体系,并对创业教育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探讨．生物学专业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包括通识课程模块、专业基础课程模块、专业拓展课程模块、创业实践课程模块及创业理论知识模块5部分．     

辛亥革命前后的家庭变动

本文对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家庭变动状况作了初步考察,认为从有关史籍记载看,这一时期中国传统的家庭规模、家庭关系、家庭功能等均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辛亥革命前后自然经济的解体及新的生产方式的初步发展是此时期家庭变动的社会经济基础;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知识群体的出现与民主革命思潮的勃兴是家庭变动的思想根源;辛亥革命前后家庭变动最大的局限性乃是其严重的不平衡性。家庭变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     

关汉卿的历史地位再回顾——基于清以前曲论诸家的不同评说

从元代的周德清、钟嗣成到近代的王国维、吴梅,历代曲学家都为关汉卿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尽管受到了一些挑战,关汉卿的成就和地位还是为元明清三代的有关人们所公认。可以说,关汉卿一直为曲坛内外的人们所重视,而并非如同新时期一些论者所言,仅仅是五十年代"大跃进"和大搞阶级斗争的产物。如果将关汉卿研究作为学术专题来考虑,则其源头和基础决不是什麽"大跃进"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甚至亦非一顶现代化的"世界文化名人"桂冠,而应该追溯到关汉卿活动的当时以至整个元明清曲坛,这实际构成了现当代关汉卿研究——关学的基础。     

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论风俗、教化和国运兴衰

中国历代的英明统治者和有识之士都重视风俗和教化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控制中的作用,并有大量论述。顾炎武、王夫之和唐甄等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深刻反思和总结明亡的惨痛教训,认为明代、特别是明末风俗和教化衰坏和士习窳败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他们在全面考察中国历代风习变迁、教化行废与国运兴衰关系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中国儒家重视以风教治国的思想,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风俗(气)变迁与国家兴衰、行教化与正风俗、振士风与兴国运等问题进行了新的理论思考与阐发。他们的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也有积极的现实借鉴意义。     

诚信与社会资本

诚信与社会资本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诚信是信任的基础,而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因此,有较高诚信度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就较高。同样,人们之间加强社会联系和社会交往,有助于促进诚信水平的提高。发展教育、支持公民协会组织的建立和健全法制建设,都有助于诚信水平和社会资本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