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本文在客观分析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现状的基础上,从做大企业规模、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加强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提升制造业技术;加速信息化建设,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等方面提出了我国制造业发展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对策。     

租界与晚清上海农村

19世纪 6 0年代前 ,上海租界尚处于起步阶段 ,与当地农村的关系还很隔膜。 186 0年后 ,为躲避战乱 ,大批农村人口拥入租界 ,两者间的关系空前紧密。但随着战事平息 ,这种关系又呈疏离 ,原因之一是当时的租界未能提供较多的谋生途径。两者间较紧密的互动关系 ,架构于 19世纪 70年代后以租界为主体的由近代工商业、交通业等为主干的上海城市经济较大发展的基础之上 ,并因此给上海农村的社会生活、经济结构乃至生产关系带来冲击和变化     

知识传统批判与后知识话语之可能

后知识话语的建构首先必须面对合法化与伦理诉求问题,而这一切又无不与作为知识主体的知识分子的知识立场密切相关。如何谋求语用修辞、话语合法化以及知识主体的伦理立场的有效运作,是后知识话语建构的必要途径,也是后知识话语摒弃知识传统而建构自我所不可回避的挑战。     

破除"官本位"

"官本位"之形成、发展、特征;"官本位"、官文化、官场文化之界说,"官本位"是一种在历史唯心主义世界观,利己主义人生观支配下的价值取向,属于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官本位"对历史与现实之危害;"官本位"在当前的十种表现.     

清代江西漕政述略

清王朝建立后,沿袭明代成法,规定每年从江西、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和山东八省,额征漕粮四百万石,经京杭大运河输往北京,以满足其官俸、军饷和宫廷靡费的需要。江西物产丰富,是征纳漕粮的主要省份之一。《清史稿》载:“天下财赋、惟江南、浙江、江西为重。”有清以来,江西每年额征漕粮五十七万石,     

20世纪前期中国美学思想进程的两条路径

与西方现代美学的兴起绝然不同,中国现代美学是在中国被迫纳入现代性发展轨道的历史条件下从对自身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反省起步的。从承继的关系来看,中国现代美学对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中的若干精神有所反思和张扬,但就总体而言中国现代美学又是在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西学基础上开始建构的,与中国古典美学思想有着相当的差异。由于这一特殊的历史和文化境遇,发轫于王国维、蔡元培等人的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在之后的岁月逐步发展成为中国现代审美观念强有力的两翼,即审美自由主义与审美功利主义。审美功利主义始终处于强势地位,但审美自由主义也始终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即使是在民族决战和阶级决战的关键时刻,对审美自由的向往仍然被顽强地表述着。20世纪前期中国美学的萌芽和发展到1949年告一段落。在近五十年的时间里,西方美学思潮和理论大量引入,促进了中国现代美学观念的生成和定型,尤其是为后来发生的若干次美学大讨论准备了人才和资源。就中国现代美学的最基本特点而言,美学问题始终是与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它们之间的互动决定了中国现代美学发展的历史特征和命运。     

树倒猢狲散

南宋时候有个叫曹咏的侍郎依附权奸秦桧。秦桧死后,他的妻兄带给他一封信,拆开乃是一篇赋:《树倒猢狲散》,讥其依附秦桧,秦桧一死,曹咏也必然垮台。这句充满哲理的成语后来屡被引作兴亡之叹。曹雪芹就曾在《红楼梦》借秦可卿之口引用这句成语暗示四大家族的衰亡。近读明史,笔者更是发现了这个成语中还有着更深的寓意。不管任何时期,树倒猢狲散都是符合进化论的:大树倒了,失去了遮荫的处所和获取果实的地方,猢狲不散岂有不饿死的道理?大多数的情况是:大树还只是风雨飘摇,猢狲就已经作鸟兽散了。明朝的亡国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崇祯皇帝的确是亡…     

开展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教育和研究(一)

人生现问题是当前哲学界、伦理学界讨论的热点。开展共产主义人生观教育,对于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刊哲学编辑室最近邀请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中国社科院、中国青年杂志社和省伦理学界部分同志就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系,多层次开展人生观教育,如何科学地开展人生观教育等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研讨,以期把这个问题的教育和研究引向深入。     

法律视域中的苏鲁克制度

苏鲁克制度是蒙古族畜牧经济中产生的一项畜牧经营方式。从法律角度而言是一种物权制度,也是延续至今的重要的民事习惯。苏鲁克制度在以畜牧经济为主要特点的游牧文化中创造了新的契约模式,改变了原有的单一所有权物权体系,创造了新的用益物权模式,解决了游牧社会中最主要财产——牲畜的用益问题。转型时期苏鲁克制度的发展和变化需要倾注必要的法学关注,这将有助于维护苏鲁克双方的合法权益,给司法机关解决苏鲁克纠纷提供必要的法理分析知识,对完善物权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辛亥革命后的上海农村

辛亥上海光复后 ,对周围农村的影响 ,首先是政权的更迭。新政权的成立 ,给上海地区久已期盼的减轻赋税负担带来希望。军政府宣布将一些苛捐杂税豁免 ,以苏民困。但从中受益者主要是那些国家赋税的承担者 ,众多贫苦佃农则被忽略。封建帝制倾覆后 ,上海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大为改善 ,也给周围农村经济的演变带来促动。辛亥革命对上海农村人们思想观念和民风习俗新旧嬗变的推动 ,也是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