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蒙疆时期蒙古文化馆与蒙古文化研究所始末

本文就日伪时期建立的蒙古文化馆与蒙古文化研究所为蒙古文化的研究和促进所作的工作,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和肯定,并对文化馆及研究所的结构、馆藏、设备、出版物及职员简历,作了简要介绍。     

日寇铁蹄下的蒙疆回族

在近代中国回族史的研究中,伪蒙疆的回民研究尚属薄弱。本文根据当时的日文资料,对处于日寇铁蹄下的蒙疆西北回教联合会和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回教委员会,以及蒙疆回民的宗教生活、人口、教育情况进行了简要叙述     

西藏回族与清真寺研究的若干问题

1986年笔者发表了《西藏穆斯林的来源及其生活》一文(《宁夏社会科学》第3期),5年过去了,笔者又于1991年对西藏的回族和清真寺作了实地考察,结合中外历史文献,认为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一、西藏的清真寺 在《西藏穆斯林的来源及其生活》中已谈到,据阿拉伯方面的古籍,早在唐代西藏的吐蕃王朝时期,逻莎(今拉萨)已有了一座清真寺及一个不大的穆斯林社团。宋元之际,由于缺乏史料,我们对西藏的清真寺无     

“蛮非”贬称辨

长期以来流行此种说法:“蛮”为汉族对南方少数民族侮辱性称呼,“蛮”即“野蛮“、“不开化”之义,“蛮”字从虫,即表示不把他们当人。如《民族语文》82年1期37页:“从意义上看,‘蛮’是个贬称,古代泛称南方少数民族。”白耀天《僮族源流试探》:“(有的人)不审慎地考证就把史书上的‘蛮’……完全加在僮族的头上,试想僮族怎么能接受呢?我们知     

西藏的回族及其清真寺考略—兼论伊斯兰教在西藏的传播及其影响

西藏是一个佛教盛行之地,研究西藏的人都研究藏传佛教。但世界上有三大宗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决不会置西藏于不顾。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的学者往往对西藏的伊斯兰教不置一词,因为他们缺乏资料。有伊斯兰教,就有穆斯林,但这些穆斯林又并非都是回族。白寿彝等人编写的《回族简史》对西藏的回族也不置一词,也是因为极度缺乏资料。因此,这个问题就变得引人注目了。笔者试图勾稽多种文献,对伊斯兰教在西藏的传播及其发展、对穆斯林在西藏的活动,作一番初步的叙述,以供从事西藏史、回旅史及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的学者们参考。由于资料的极度缺乏,不可能作很系统的论述,请同志们原谅。     

西藏八宿县小史及寺院与活佛

对于八宿县的历史及寺院,我们所知不多,因为到目前为止,尚无一部八宿县的论著问世,更不要说是八宿县志了。本文钩稽汉、藏及外文史料,对昌都地区八宿县小史及寺院与活佛作一初步考述,这不仅有助于今后八宿县志的编纂,对于藏传佛教史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一、八宿县小史《昌都地区社会调查材料专册(初稿)》(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1963年)7页言:“八宿宗是达赖喇嘛在1798年(清嘉庆三年)赠给拉萨功德林的布施。由功德林派相子一人来此处理政教事宜”。《西藏自治区概况》(西藏人民     

清代西藏矿业史初探

由于缺乏史料,国内外均无人研究西藏的矿业开发史。夏湘蓉等人编著的《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地质出版社1980年,该书后再版,台湾也翻印了)叙述至清末,但对西藏无所言及。1951～1953年,中国科学院西藏地质组对昌都及卫藏地区的矿藏做了初步的勘探,写成《西藏东部地质及矿产调查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一书,成果是超越前人的,其中提到了外国人此前的考察,但并未钩稽中外史料。实际上,自康熙年间以来,中外的有关记载不少.只是有关同志不大了解罢了。本文钩稽零散的中外史料,略述自清康熙至本世纪初西藏的矿业及有关外交、运销事宜,以为补阙。     

主巴噶举派在西藏的活佛及在国外的发展

主巴噶举派是藏传佛教噶举派现存重要的一支,噶举派支系繁多,但目前仍有派系传承的不过是噶玛噶举、止贡噶举、达垅噶举及主巴噶举四支,香巴噶举则是名存实亡了。元、明、清三代,主巴噶举派的苦行僧遍布天下,深入民间,流传深远,所以西藏有这样几句流行的说法:“藏人一半是主巴,主巴一半是苦行乞丐,苦行乞丐一半是圣人。”在藏族历     

芬兰总统麦耐黑姆光绪末年对西北少数民族的实地考察

麦耐黑姆(Mannerheim,C.Custaf.1867—1951)曾出任芬兰总统(1944—1946),军阶至元帅。在芬兰近代史上是一位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祖籍瑞典,1889年参加俄国陆军。长期在俄军中任职,参加过日俄战争(1904—1905)。在俄国服役期间,麦耐黑姆受俄国总参谋部的指派,曾以探险旅行为名,于1906—1908年对新疆、甘肃及内地进行了政治、军事、少数民族及自然地理等诸方面的考察。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不仅在国内无人论及,而且国外的论著如《新疆探察史》(新疆博物馆,1978年译本)亦未提及。现据麦氏论著及传记,对其在新疆的考察及对甘肃裕固族的研究作一论述,以供从事新疆地方志及西北民族史的同志们参考,这对于中芬关系史的研究亦具有重要的意义。     

提速线路轨道不平顺谱拟合方法

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是加强和改进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国际话语权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意义,在新时代必须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如何做好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工作做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显著提升。但还存在着传播内容有待拓展、传播策略针对性弱和传播工具依赖性强等问题,需要通过全面展示中华文化内涵、尊重各国文化主体特征和打造自主创新国际媒介等创新路径,切实提高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