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技艺口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价值

民间技艺口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体现了民间技艺的智慧和创造力,也蕴含了民族的文化和精神。该文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特征和价值出发,分析了民间技艺口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探讨了民间技艺口诀的保护价值和意义,提出了民间技艺口诀的保护对策和建议。     

释蒙元时期长方形圣旨牌文字

本文认为,蒙元时期蒙古语长方形圣旨牌文字aldaqu ükügü是固定词组,表示"处死"之义.文章指出,彭大雅在其《黑鞑事略》中所述"按答奚"为"杀",与蒙古语aldaqu对应,其中的"奚"字对音不确,该用"忽".彭大雅对这一词组的解释更是断章取义,以后者"死"替代前者"罚",把"罚"当成"杀",颠倒二词之义,导致惊人的大错.     

历史学家面对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现代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忧虑便普遍存在———这一点在德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德国、法国、英国及美国的历史学家都在期望战后的世界不要完全不同于战前的秩序。战前的迹象表明,人们同时也在作一些缓和紧张局势的尝试,在历史学家中,这种情况就更为显著。德国学界的国际交往在继续,并且呈扩大的趋势。然而,随着战争的爆发,友谊变成了仇恨,不仅针对敌对国家,也针对它们的历史学家。战争双方都认为,这是一场两种文化间的战争。一战期间,两大阵营的历史学家立场和行为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即不论战前他们在政治问题上分歧多么大,一旦战争爆发,他们都几乎无条件地支持战争,尽管这些分歧只是被暂时搁置在一边,这种情形在德国尤为突出。然而,毫无疑问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在支持与反对战争的双方之间,分歧与一致同时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战争对历史编纂学的影响很小,历史学家都不愿接受战争带来的新的现实。一战后,德国的历史学家很少再与其他国家,特别是法国和美国历史研究的新潮流发生联系;由于抵制变迁,德国历史学变得越来越和国际学术界无关。     

我与谁交换人生

正我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独生子女,而我弟弟一天也没有当过。当我们在家提起这个话题的时候,弟弟总是认真地对父亲说:"姐姐应该是独生女,我和姐姐加在一起才算是独生子女吧。"大家笑了也便过去了。在我人生目前为止的20年里,也是这几年才明白"独生子女"对我个人来说可能有的含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教育上的冲突理论

冲突理论与功能主义我们已经知道,功能主义者认为,教育发展的动力就是高度工业化的现代社会要求发展同不断变化的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相适应的技能和态度。象德里本(Dreeden)那样的功能主义者认为,现代学校促进在按成绩和天资的基础上对个人进行挑选,这样就阻碍了按家庭背景、种族、性别或宗教所进行的收入、社会地位和权力的分     

关于民族持续问题的讨论

多伦多大学的社会学家W·W·伊萨久(1975年)已提出很具说服力的民族持续理论:“在我们整个社会结构的现状中,一定有某些因素有助于已确立的民族集团中民族认同的保持及‘再发现’,这一点可以在加拿大以及在美国都普遍存在的所谓‘新民族性’现象作为依据。……不管民族经济差别如何,作为已确立的民族集团中当前的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必须在整个社会的结构和过程中去寻找民族多元主义的动力,而不应仅仅局限于民族飞地自身的     

再论八思巴字蒙古语中的''''ülu''''u

八思巴字蒙古语护寺文书中经常见到这么一个句子:’üéledu·esu mud(其单数形 做 他们式mun)basa’üluu ayuGun(其单数形式为ayuGu)“如果做,他们岂不怕?”在元 又 不 怕代汉语“白话”翻译中,把此句译作“做呵,他每更不怕那什么。”由于这个译文难懂,加上在现代蒙古语里这种句子结构已不存在,学者们做出了几种不同的解释和翻译。问题的关键在于对’ülu’u的理解上。尼古拉·波普(N·POPPE)教授在其专著《八思巴字蒙古     

民族主义的社会经济根源

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辩证法社会主义自治是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统一的内容及具体的历史形式.它是个别和一般、阶级和民族的辩证统一,是以工人阶级解放为基础的社会民主制度.迄今为止对工人阶级的压迫从来都与官僚主义和资产阶级势力不无关系.这两种势力导致了民族的不平等并产生了民族主义,而任何一种民族不平等都限制了作为历史主体的工人阶级实行自治.因此,阶级和民族的辩证统一及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中的实际体现具有战略意义;工人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在本质上的相互制约性,对人类解放及共产主义未来都具有根本意义.     

大轱辘车的制作和使用

大轱辘车的制作和使用乌力斯·卫戎大轮辘车是达斡尔族人发明制作的，它的名称为达古尔特日格，汉译名为达古尔车或大轱辘车，因车的轮子比较大，故通称为大轱辘车。制作大轱辘车没有严格的标准，也没有绝对的尺寸规定，一般来讲大轱辘车的材料主要是黑桦和柞木等硬杂木，...     

对国家社会主义进行体制分析

作者认为,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主要是两大学派的理论,一是所谓“极权主义理论”,一是所谓“现代化理论”,但是从现实看来均不准确。研究当代中国和苏联、东欧国家,应采取“体制分析”的方法。斯达克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为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倪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为康奈尔大学社会学教授。他们二人合编一本题为《重组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中国与东欧》,即将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为该书中第一篇论文,摘译自美国圣母大学凯洛格国际问题研究所《论文丛选》1988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