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重建与21世纪文学(笔谈)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文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商业化浪潮、大众文学的双重冲击下,文学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纷乱无序的“无名”时代,而文学的这种无序状态,实际上是价值观念混乱、价值立场缺失的必然结果。在新的世纪来临之际,坚守人文主义的立场,维护文学创作的价值和尊严,是每一个关心中国文学命运的学者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为此,《文学评论》、《东方文化》杂志和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于 ３月 １５日－１９日,在华南师大举办了“价值重建与 ２１世纪文学”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就上述议题进行了自由而热烈的讨论。我们选择了部分有代表性的发言发表于此,以期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二十年代自由诗诗体流别略论

1916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白话新诗,不过是二十世纪初发生的中国诗歌革新运动的前奏曲。这场诗歌革新真正演为一种“运动”并逐渐形成高潮,是经由“五四”的风涛推动之后。“五四”的影响,使白话的传播遍于国中,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这无疑为白话诗的流传准备了读者的基础。与此同时,白话的报刊纷纷成立,登载新诗的日见其多,几乎成为一种时髦的风尚,白话诗的作者自然也渐渐的多起来了。更为重要的是,“五四”运动,促进了国人思想的解放和觉悟,对于包括白话新诗在内的“新潮流”,“或采取欢迎的态度,或采取研究的态度,或采取容忍的态度,渐渐地把从前那种仇视的态度减少了”,白话新诗因此而得到了“自由发展”。加之实际的需要,更把白话新诗作了抒情、记事、写景、论理的工具,借白话新诗表达对于新时代的新的观察、体验和感受。凡此种种,     

新世纪文学的困境与蜕变

进入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遭遇的困境,主要有三个方面:文学边缘化趋势的加剧;作家价值立场的混乱;文学文体的泛化.与此同时,新世纪文学也在发生艰难的蜕变,主要表现在:先锋作家的转向;向民间文化、文史典籍、传统诗文和方言土语寻求艺术创新的文体资源和语言资源.     

论文学批评的创造性特质

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特殊性质的文学接受活动，是文学创造的“最后完成”形式，它以一种新的“生产行为”，使文学创造的意义增殖和价值增殖。同时文学批评又是对文学创造活动的自觉的理性反思，并帮助作家“反馈”需求信息，对文学的“再生产”，具有一种特殊的推动作用。     

论与“编年体”有关的现当代文学史著述问题

“编年体”文学史最近一个时期颇受学界重视。编撰者不满足现行体例重“论”轻“史”的偏向，希望通过复活“编年体”的历史著述体例，构造“用材料和事实说话”的文学史，由于主客观方面存在的困难和局限，“编年体”现当代文学史目前还未达到成熟、理想的状态。     

无边的散文

198 5年以后 ,我国的散文创作进入了新的繁荣时期 ,异国游记、学术小品、文化散文与生活小品等 ,有较突出的发展。然而散文理论研究相对落后 ,近两年在北京、上海等文学研究较发达地区才开始重视和讨论。本刊今年第七期刊登陈剑晖先生《论“诗性散文”》后 ,引起学界关注和良好的回应 ,因此我们续编此笔谈 ,以拓展相关的讨论。     

走向科学的文学批评——论文学批评的科学性问题

在中外文学批评史上,文学批评对于科学性的追求是一个渐进过程,常常表现为一种片面性形式,即在不同阶段上,文学批评追求科学性的目标和侧重点,所取的方法、途径,是不尽相同甚至是完全对立和互相取代的。文学批评的科学性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它兼有文学和科学的双重本质。对文学批评的科学性的理解,应该是合乎科学的一般规范,同时又应该具备文艺学的学科特征,尤其要顾及文学批评活动的特殊性质和文学批评对于科学性的特殊追求。     

在经典与现代之间──论近期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

双重话语权力的形成进人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坛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学事件,是一股被人们称作“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小说创作潮流所引起的震荡。对这股小说创作潮流的性质认定和价值评价,众说纷坛。尽管各种意见的分歧和对立十分复杂,但我们却不难看到,隐含在这些分歧和对立的意见背后,事实上存在着两种现实主义话语权力的角逐。虽然二者基本的出发点和共同的话语资源都是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但一者是源于十九世纪原创的经典现实主义,一者是源于二十世纪发展了的现代现实主义。这两种不同时间域也是不同形态的现实主义的话语体系,即…     

中国新文学历史中的当代文学

上篇论述了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新文学整体性的关系,前者是中国新文学这个统一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发展阶段．下篇论述了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新文学的阶段性的关系,当代文学是极具政治性和高度组织化的文学,随着其发展显示出动态过程：由强调政治功利到注重社会功利性,由强调文学对生活的直接反映到注重更为复杂的反映形式,由创作方法的一元独尊到多元并存,由强调民族化到注重民族形式的现代化．     

极权政治的历史寓言

作为一部遵从现实主义原则创作的历史小说,<张居正>当然力求真实地、本质地再现明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新政"的历史,但这样的历史是不容易(甚至不可能)、也不必要通过文学的方式"还原"和"再现"出来的.作者之所以要写这样的历史,说到底,还是为了表达他对于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理解和看法.而这种理解和看法,事实上也就是作者心目中那段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熊召政写了一个历史人物张居正,不如说他是借张居正这个历史人物,表达了他对于中国几千年来极权政治的一种阐释、理解和评价.<张居正>写尽了极权政治模式的种种精细微妙、机巧诡谲之处,也写尽了这种极权政治模式的种种风翻云卷、潮起潮落的机运.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把<张居正>看作是一部政治小说,是中国极权政治的一种历史寓言.作者的意图或许不仅仅是为了歌颂张居正这样一位封建时代的改革家.而是通过张居正的悲剧结局葬送那个极权政治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