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观念现代化的寻求——上海市八所高校学生对中西文化思考的调查

引言当代大学生肩负着中国的未来,他们对于中西方文化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预示着二十年后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为此,我们调查了大学生对中西方文化的思考,采用典型调查与抽样调查、问卷与访问相结合的方式。调查对象是本市八所大专院校: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大学(文学院及外语学院)、上海工业大学、华东政法学院、上海中医学院和上海财经学院。共发问卷400份,回收314份,回收率达79％。我们的着眼点是文化的非物质形态,把这样的文化理解为首先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精神产品,即科学知识、文学艺术、生活方式、道德价值观念、法制、民族意识及个人成就感等。     

数字经济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的不同影响——技能替代视角的分析

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基于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对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业结构进行描述性分析,发现技术进步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业结构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发达国家中等技能劳动力占比不断下降,发展中国家低技能劳动力占比快速降低。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三种不同技能劳动力的简单理论框架,从劳动力成本和技能替代成本的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理论解释。发达国家中等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高、技能替代成本低造成中等技能劳动力更容易被技术替代,导致就业极化。发展中国家低技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技能替代成本下降使得低技能劳动力更容易被技术替代,造成低技能劳动力占比快速下降。为应对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结构产生的冲击,政府应该基于不同发展阶段特点提供不同的公共就业培训机会,帮助劳动者掌握不易被技术替代的新技能,借助数字化技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收入分配。     

《老子》关于“正、奇”的思想及演变发展

《老子》书中揭示了事物普遍存在的矛盾、相互依存和转化现象,其中也包括“正、奇”这一对矛盾,它说:“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老子·五十八章》)人们一般肯定“正”,而否定“奇”,但《老子》并不绝对化,它强调“奇”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它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老子·五十七章》)指出必须按照正道治理国家,但作战却可以,也应该变幻莫测,出“奇”制胜,即所谓“兵不厌诈”者是。“以正制国,以奇用兵”这八个字的概括,区分出“治国”和“用兵”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和矛盾,并强调要用不同     

独辟蹊径的研究成果——读《黑龙江古代道路交通史》

1989年7月3日,承蒙《黑龙江古代道路交通史》编写组派人赠送他们的大著,虽然目前北京正值酷暑,我还是很快读完了这部洋洋26万字的鸿篇,并欣然作文,谈谈我的心得。 古代道路交通,属历史地理学范畴。至于对我国东北历史地理的研究,在国内外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从事这一学科研究的,主要是史学工作者。今黑龙江交通厅几位从事交通业务的专家,积数年之功,终于给社会贡献出一部阐明黑龙江古代道路交通发展历程的专著,     

关于中华民族起源的几点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民族,是本世纪初出现的称谓。开始用来指汉族,辛亥革命以后,越来越普遍地用来作中国务民族的总称。现在这后一种含义已经定型,体现了中国各民族长远与根本利益的整体不可分割性和中国务民族的总体认同。 1949年以前,关于中华民族起源的研究,仅限于华夏/汉民族,本文从中华民族的整体方面探讨其起源。这就是试图以古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自然史等多学科的材料及科学成果,与古代文献记载相结合,进行多学科的综合考察,以求对中华民族远古祖     

多麦藏传佛教文化摇篮佑宁寺

多麦藏传佛教文化摇篮佑宁寺罗桑开珠一、湟北诸寺之母佑宁寺佑宁寺藏语称“郭隆弥勒洲”，简称“郭隆寺”。位于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乡的红岩子沟，地处湟水支流的北岸。佑宁寺是１５８４年（明万历十二年）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应土默特部之请，去蒙古为俺答汗诵经...     

简论藏传佛教格鲁派政权奠基人罗桑却吉坚赞

藏传佛教格鲁派创立于15世纪初,在宗教改革家宗喀巴大师及其弟子们的努力下,格鲁派在西藏及其它藏区。蒙古等地得到传播和弘扬。以其显密教法相结合的中观理论和严格的戒律制度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力量。即使如此,格鲁派也并未获得当时西藏社会的统治权。宗教势力也并不居于优势。尤其到了17世纪藏巴汗时期,格鲁派处在四面楚歌之中。是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使其转危为安。为最后格鲁派走向西藏历史舞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刍议唐蕃联姻

一公元6世纪后半叶,正值吐蕃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松赞干布的父亲朗日伦赞以他作战英勇、思想敏锐、年富力强,使得与其盟誓的各氏族部落成员尊称他为“朗日赞普”,也就是吐蕃社会从部落组织转向国家政权的开端,从此赞普的名称正式成为吐蕃国王的尊号。但这新形成的以雅隆悉补野部落为主的部落联盟,并不稳固,新旧贵族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正>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在纪念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回顾一下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于我们进一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是有益处的。     

百年树人——用马克思主义开拓人性研究

一、问题的提起解放以来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人性学说的研究,重点几乎都摆在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批判上。很多文章反复引证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强调只存在现实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具体人性,不存在超社会、超历史的、永远不变的人性;更不能把这样一种抽象人性当作出发点,由它放射出无穷无尽的能量,决定社会的方向,推动历史前进。这些批判对于破除资产阶级偏见和局限性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具体革命斗争中不可少的一步。但是,正如马克思指出过的,历史上的一切否定都是具体的。新事物并非凭空出现或来自外部,它是从旧事物中分化而来,为旧事物所创设,作为它的对立面而存在和发展。所以,它越是同旧事物“彻底决裂”,从另一方面说也就愈加陷入旧事物而不能自拔。例如,马克思对自发的朴素共产主义曾作过这样的评述:它是私有财产的否定,但是“在它的最初的形式中不过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它想把不能被所有人作为私有财产而占有的一切都消灭;它想用强制的方法把才能等等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