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面改革中国公共权力的内外关系模式

公共权力关系内外结构的全面改革，是科学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系统工程，它可以推动公共权力结构改革的制度现代化进程。将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制度更新任务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工程，必将形成有效制约并促使权力正常运行的“制度之笼”，规范权力运行，开启清明简政的新时代。     

大力推进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 实现中国反腐败战略的大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取得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的同时,腐败也日渐凸显,严重影响社会发展.由于中国的公民社会尚处于成长阶段,力量还较弱小,因而无法实现有效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这就使得政府与企业只能直接接触,从而为腐败的发生提供了大量的温床.而在西方国家,强大的公民社会可以承担起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任务,斩断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直接联系,有效地规避了腐败风险.同时,公民社会组织对政府权力的行使可以形成有力的监督,从而遏制腐败的发生与蔓延.通过培育中国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从社会大结构的基础层面构筑反腐败的新的廉政工程,将使中国在21世纪实现反腐败斗争由加大惩处力度到扶持公民社会成长的战略大转移.     

美国社区治理及其启示

美国社区治理以自治、服务、责任、理性为基本原则。它主要不是依赖政府，而是依赖社区公民、公共服务企业以及公共服务组织的参与。美国社区治理表现出了社区治理民主化、社区治理市场化、社区治理组织化、社区权力多元化的特征。对美国社区治理的考察为中国社区治理的发展提供了经验。那就是，中国社区治理发展要求转变政府角色、培养现代公民和发展成熟的公民社会。     

当前中国社会管理的成就、问题与改革

社会管理是相对于国家管理的一个概念,它是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对各种社会事务实施领导、规划、决策、管理、协商、沟通、控制、监督的行为及其过程,是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对各种社会事务的自我管理.在对比分析其他国家“社会管理”一般含义和中国“社会管理”特定含义的基础上,可以看到近几年中国的社会管理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主体的多元化、规则的法治化、行为的组织化和重心的基层化、方式方法的信息化和网络化、改革与创新的常态化.但是,中国的社会管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过于强调“维稳”而忽视了“创稳”;过于强调社会管理或社会控制而忽视了社会服务;过于强调党政影响力的基层延伸而忽视了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和村民自治能力的提升;过于强调方式方法和技术措施的工具理性而忽视了其价值理性;过于强调放权而忽视了放什么权、如何放、放权后该如何监控和评估等问题.现实情况和发展趋势决定了中国社会管理改革的未来走向:要坚持循序渐进原则,分三步走;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要与其他体制相配套且有顶层制度设计;要以先进文化为引领;要从党和政府管理为主转向社会自我管理为主;要注重促进社会自治组织的成长及其自治能力的提升;要在完善“社会管理”或“社会控制”方式方法的同时,努力提高“社会服务”水平;要重视形成中国特色、地区特色的社会自我管理和运行的规则体系;要从单一的政府管理走向多中心的公共治理;要由被动的“维稳”走向主动的“创稳”;要注意吸收国际社会经验,并加强国际间社会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近现代政治体制的转型及其当代启示

自明末、清初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以后,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进程.中国的政治体制自身和人们对政治体制的认知也经历了痛苦的五大转变:从君主专制制到君主立宪制、从君主制到共和制、从内阁制到总统制、从多党制到一党制、从地方自治制到中央集权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近现代政治体制转型中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政体之争与政党斗争、国体之争与政体之争、国内阶级斗争与国际列强干预叠加、搅和在一起,使得这一转型特别艰难与曲折,使中国丧失了许多原本可能的历史发展机遇.近现代中国政治体制转型中已经提出但尚未完全解决的一系列问题,需要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去思考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去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近现代中国政治体制转型的经验和教训给我们今日的政治体制改革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十大历史启示:如何处理好现代民族建设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关系,如何处理好现代国家建设与现代政党建设的关系,如何处理好现代国家建设与现代社会建设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国家建设与经济建设(求强与求富)的关系,如何处理好执政党、国家与军队的关系,如何处理好执政党、国家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如何处理好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决策系统与咨询参谋系统的关系,如何处理好改革形式与改革内容、改革时机的关系,如何处理好政治体制之间的批判与借鉴、改革与创新的关系.     

论传统君主专制政治向现代代议民主政治转变的过程、机理和动因

现代代议民主政体之所以能取代传统君主专制政体,其决定性因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核心价值的独特性:它们比奴隶制和封建制生产方式及其政治核心价值更具有推进社会发展的价值增殖能力及其配套运行机制。     

论公共治理视野中的和谐社会之政治基础

和谐社会需要有和谐政治作为基础。文章从资源整合的角度,以公共治理为论说方式,对构建和谐社会作了政治学的思考。对转型社会的各种社会资源进行合理整合,其整合的主体为执政党与政府;整合的客体为社会存量和增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种资源;整合的方式为公共治理;整合的根本途径则以民主与法治为旨趣;整合的路径选择主要为以宪政整合、政党整合与政府整合为基础的政治整合、经济整合和文化整合,而所有的整合要行之有效则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只有从中汲取科学的理论养分与寻求现代认知的方法论指导,才不至于迷失社会发展方向。     

社会对环境危害的反应

本文审视因自然灾害、技术失误，以及经常性的环境退化而在全球各处带来的愈见其甚的各种危害。文章的头一部分描述了环境危害的总趋势和影响，包括其频率、规模及其地区性的和国际性的影响。然后细致考察使人们易受此种危害的社会问题，包括居民的变化、城市化、技术创新、业化以及财富上的不平等。文章最后讨论针对环境危害的各种不同的调整以及改善人类生活条件的办法。     

公共理性、公民教育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作为政治主体的公民具有和谐的人格、和谐的价值观念与和谐的行为方式,需要公民具备一定的公共美德、公共能力与公共意识。文章旨在从公共理性的维度,以培育构建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公民群体为核心,对公民教育做一政治学的思考。在阐述公共理性基本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该文认为公共理性对公民教育的价值定位、逻辑思维以及评估具有基础性的规导作用。要实现公共教育的根本目标与功能,就需要以公共理性为指引,积极开展公民文化建设和意识文明的培养,培育具有公共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为文明有序、均衡和谐之社会的构建提供基础。     

论东西方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与政府职能

本文所说的传统社会，是指前资本主义的传统农业社会。同样是传统农业社会，东方和西方在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方面存在不少差异。这些差异决定着东西方传统社会的政府在职能结构特征和职能弛张规律方面的种种不同。而政府职能结构及其驰张规律的不同又深刻地影响着东西方传统社会政府能力的某些差别。所有这些不同，不仅决定着东西方传统社会社会发展的快慢和取向，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现当代东西方社会政府行为的某些特征及其社会发展进程中种种棘手问题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