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命”与“时中”:孔子天命观的重要命题

孔子的时遇、时运思想,表明他已经将时的概念与其天命观念联系在一起进行深入探讨。时命一词虽然出现较晚,但其基本思想早在孔子的理论系统中就已经形成,孔子关于时的言论多蕴含其意。《中庸》所载的时中之论亦是孔子时命观的一个重要命题。先秦时期的天命观念在商周之际有一个重要变化,那就是由天命的不可移易,变为天命的可以以人之德而转移。天命观的这个变化虽然是一个巨大进展,可是,这一变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天命的权威。天命还是高悬世人头上的铁板一块,人们在它面前并无自由可言,只能俯首贴耳地绝对顺从,其所强调的是以个人的高尚德操博得天命的眷顾。孔子的时命观念,给生命个体开辟了总体天命观念下面的一定的自由维度。它关注的不再是天命的绝对,而是个体的相对自由,是个体的存在状态,这应当是先秦时期天命观念的又一次重大进展。     

焚书坑儒原因再议

焚书坑儒是秦王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这之前的秦王朝可谓“世异变,成功大”,可是在焚书坑儒之后,秦王朝便从它所达到的顶点急遽地跌落下来。焚书坑儒可以说是秦王朝历史的转折点.     

论农民战争的思想武器

农民战争的思想武器问题,是农民战争史研究中争论的焦点之一。论者甚多。本文也试图谈些粗浅意见,藉供专家参考。如何分析农民阶级的平均主义、平等思想     

试谈商周史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近年的史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作用的认识不断提高。今就商周史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谈些粗浅意见,盼能得到批评指正。我们的商周史,乃至整个古代史的研究,要有一个大的发展,不仅有史料方面的问题,而且有如何理解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就当前商周史研究情况看,我以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观点问题,似应     

论庄子后学的悲剧意识--《庄子·让王》篇探索

庄子后学对于庄子思想中的悲剧意识有所发展,它更多地关注人与社会的关系,在人性自身和社会因素中寻找悲剧产生的原因,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向社会抗争的精神.<让王>篇是庄子后学的代表作品之一.是篇除了以道家特有的幽默与深刻叙述伯夷、叔齐之事以外,还塑造了更为狷介的两位隐士形象,即为表示坚拒商汤让王于己而投水自尽的卞随和务光.<让王>篇所描述的隐士,其人生悲剧的基本表现是在贫困潦倒中结束残生.他们所坚守的经不起推敲的"原则",是其悲剧的根源之一.     

略论古代中国民族精神的历史进程

中华民族精神是长期构建与积淀的结果。夏商周历经三代长达千年之久的文化积累,到了周公与孔子的时代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总结。天下一家的统一精神、自强不息的开拓精神和厚德载物的兼容精神构成了古代中国民族精神的基本点,这些精神的奠基是先秦时期完成并为后世长期所发展的。汉唐雄风展现了古代中国民族精神"外王"方面的开拓,而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则在"内圣"方面有了深入的进展。这些都为古代中国民族精神的发扬蹈厉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上博简《诗论》第20号简看孔子的"民性"观

"民性"问题是先秦儒家一个重要理论观念.在孔子的理论体系中,这个观念不仅见诸<论语>一书,而且在上博简<诗论>中亦有重要表述.从<诗论>简文中可以看出,孔子通过<诗·鹿鸣>体悟到"币帛"在礼仪中的重要作用;并且由此而看出"民性"所固有的对于和谐的追求.相关简文由<诗>而论及"民性"观念,是认识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材料.     

试析庄子的“情性”观

“情性”观是庄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庄子认为“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然存在,所以《庄子》内篇有以“生”代替“性”之例;而“情”则指人的喜好、厌恶之类的情感,是人主观思维的结果。性是与生俱来的,所以人有生命即有性,而情则是后天的产物,有生命者非必有情。庄子后学则进一步认为“情性”为恶之源,这种观念与战国后期的性恶论接近。《庄子·盗跖》篇“强反其情性”,其意并非指强力违反其性情的美行,而是顽固反归私欲习性的恶德。     

从甲骨卜辞说到中国古代的“祲”“晕”观念

甲骨文字,依卜辞文例看,应当是名词。在卜辞记载里面,它与虹并见于天,应当和虹一样也是一种气象名称。这个字左半是示字别体,其右半一般释为殳,但殳的古义依《说文》来讲应当有杖和“积竹”两种解释。“积竹”就是后世所说的扫帚,殳与帚两者有相通之处。从殳之字亦可从帚。甲骨文中的这个字右半可以视为从帚。左右两旁相合,可以推测这个字就是“祲”字。至迟在周代,祲与晕就被视为一事。《周礼·春官》的相关记载可为明证。自秦汉以降,祲晕被完全视为妖异征兆,这是为王权观念的逐渐强化所决定的。     

论战国相权

本文认为,从春秋战国之际开始,各国君主周围逐渐形成一个以相为核心的官僚统治集团,它不仅是政治权力的中心,而且往往也是社会变革的策源地及外交、经济、军事等国家大事决策的枢纽。在这个核心中,相权的发展变化至关重要。战国时期相权的发展,实际上奠定了中国古代文人官僚政治的基本格局。战国时期的相权极富时代特色,它是由宗法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体制演变过程中的关键一环。在纵横捭阖复杂多变的政治风云中,各国的相权实处于政治与社会运转漩涡的中心,它在一定程度上又是战国时期各国君权的体现和补充。此外,由于体现新的社会发展趋势的布衣卿相与代表传统势力的贵族卿相同时存在,衔负外交使命的一类特殊之相亦杂厕其间,所以战国时期的相权又呈现着十分复杂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