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山东省各地市的实证分析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始终是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热点问题之一,对山东省各地区1995—2001年的研究表明,样本区间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趋势明显,泰安市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烟台等9地市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余各地市和山东全省及其东、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的影响。     

资本结构、股权结构、成长机会与公司绩效

本文在代理成本理论的架构下,以公司成长机会为背景,分析了资本结构和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并利用 1998 年年底之前在上海和深圳两个交易所上市的 498 家上市公司 1999 至 2001 年三年间1494 个观察值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于不同成长性的公司而言, 资本结构和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从而为我们选择理想的资本结构和股权结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自主性信息披露与公司绩效——基于上市公司治理调查的实证研究

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具有内外两种制度的约束和动力.从强制性治理和自主性治理两个方面考察公司信息披露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对2006年928家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自主性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从而为自主治理有助于公司业绩的提高提供了证据.进一步研究自主性信息披露影响公司业绩的原因,发现"公司是否积极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是否制定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制度"与公司绩效ROA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敏感性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5年中国证监会颁布的新的《企业财务报告披露准则》为界点,对这一强制性法规颁布前后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敏感度的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得到强制披露后,代表公司绩效的指标与高管的薪酬表现出显著正相关,且与2005年前比较相关性有所提高。这说明颁布有关薪酬的准则、法规条文能够改善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的敏感度,从而改善公司治理问题。研究结论为我国颁布有关高管薪酬法规改善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提供了经验支持。     

商业银行治理机制和风险承担行为:一个文献回顾

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从公司治理角度探讨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或动机)的研究,开启了从商业银行内外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的角度去剖析银行风险行为的独特视角。近30年来,这一研究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成为目前分析商业银行风险行为的典型理论,对于我国现阶段商业银行很多现实问题也有很好的说服力。对于银行风险的最早研究主要提出了"道德风险论"和"公司控制论"两种不同假说,在此基础上,不同学者分别从特许权价值、所有权结构、资本监管、高管薪酬以及董事会规模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大股东治理机制与公司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调查证据

大股东的广泛存在表明了分析大股东治理机制及其效率问题的重要性。本文利用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 49家上市公司的调查样本对我国大股东治理的偏好和效率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不同性质和持股比例的大股东在治理行为和治理效率上又存在着很大差异。这些实证结果为进一步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中国期货市场：十年回顾与发展展望

以 1 990年 1 0月 1 2日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成立为标志的新中国期货市场已经走过了不平凡的十年试点历程。在这不平凡的十年中 ,期货市场历经风雨 ,走出了一条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之路。本文试图在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 ,对中国期货市场的十年试点进程进行客观评价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发展中国期货市场的若干政策     

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出口效应的实证分析

山东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其出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种贡献源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全省的比重、净出口额、出口倾向、出口增幅及独资企业在出口中的作用等多个方面。     

李约瑟之谜再思考：儒家抑制创新了么?

从李约瑟对儒家文化与中国科技发展的视角出发，利用历史典籍中的儒家学校和进士数据，检验了儒家文化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周边儒家文化氛围越强，技术创新的数量和质量越高.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儒家影响创新的路径包括：1)重视教育，企业更容易聘用到高学历管理者；2)尊重个体的经济理性，为股权激励提供伦理正当性.进一步分析的结果表明：1)东南沿海台风冲击强化了儒家文化对创新的影响；2)儒家文化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上市公司的创新；3)儒家并非技术创新掉入“高水平陷阱”的原因，但儒家文化无力使技术创新路径摆脱“锁定”状态.上述结论为客观评价儒家文化与创新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完善公司治理确实能抑制大股东的控制私利吗

本文采用流行的终极所有权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私利进行了量化,并在此基础上采用2004和2005年1099家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检验了公司治理状况对于大股东控制私利的约束效果.我们的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整体上与大股东控制私利呈现倒U型的曲线关系,这种公司治理的总体效果是监事会治理和经理层治理两种治理机制对于大股东控制私利作用的叠加,除此之外的四种治理机制并没有起到约束大股东控制私利的显著作用.此外我们还发现,不同的公司特征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大股东控制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