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游幕与清初戏曲——兼论万树词人与戏曲家身份

清代戏曲的发展与文人游幕密切相关。伴随游幕文人的踪迹,昆曲从江南传播到全国各地。由于特殊的时代政治原因,易代之初,昆曲在岭南迅速恢复并蓬勃发展。在昆曲从江南到岭南的传承绵延中,游幕文人万树起到了重要作用。因幕府娱乐文化之需,万树开始尝试谱曲;因游幕生存之需,他倾力谱写戏曲传奇。总督府所提供的丰厚的资金支持则为创作戏曲提供了必要前提。吴棠桢、吕黍字、来集之、金烺、宋俊等大批江南文士追随吴兴祚的宦迹从无锡到福建,到广东,受万树影响,这些总督府的幕客皆染指于谱曲,形成了一个继承吴炳粲花衣钵的戏曲流派,不仅促进了岭南曲坛的空前繁荣,而且直接导致了岭南剧曲——粤剧的诞生。     

"心通九境"中的忧患意识——从舍勒、福柯到唐君毅

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是一部忧患之作,他在后序中谈到现在的社会在他的心灵九境中,属于“由观照凌虚境,而向其下之感觉互摄境,以高速的外转、下转”的过程,其后果可能会造成人类的灭亡。本文引述马克斯.舍勒与福柯的相关论述以与唐君毅相对比,指出他们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性,以证明唐君毅“心通九境”中的忧患意识内涵的丰富与深刻,应引起人们的重视。     

董仲舒天人之学非宗教性之审视——以奥古斯丁为背景的反观

董仲舒被指斥为“神人大巫”,而奥古斯丁则是基督教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他们的思想都与神学分不开。但如果将董仲舒思想中的“天”和奥古斯丁的上帝观念、董仲舒的天人关系和奥古斯丁的神人关系作一个对比,不难发现董仲舒本人与所有的儒家知识分子一样,缺乏构建一个完全属神的世界的主动和热情,董氏之学始终开不出西方宗教式的理路。     

六十岁起步的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弗朗斯瓦·魁奈(1694—1774年)是六十岁左右才开始研究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他的重要著作《经济表》被马克思评价为“毫无疑问是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366页)。魁奈六十岁以前是个出色的外科医生,五十五岁时被任命为法王路易十五的宠姬朋巴陀侯爵夫人的侍医,五十八岁时,因治愈皇太子的痘疮有功,又被任命为路易十五的侍医。这样一个表面上看来似乎与政治经济学不沾边的人,为什么竟对经济问题感兴趣,而且成了经济学家呢?这同当时法国的社会经济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当时,封建的苛捐杂税、领主对农民土地的掠夺,加上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柯尔培尔采取和推行了一整套牺牲农业扶植工商业的重商主义政策,致使农民受到的剥削不断加重,整个农业停滞,法国经济面临严重危机,谷物价格和赋税问题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魁奈转而研究起经济问题来,先后写出了《农民论》、《谷物论》、《人类论》、《经济表》和《经济表的分析》等著作,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     

“歌永言”的“永”何解?

《尚书·尧典》中“诗言志,歌永言”的“永”,就笔者所见,有两种注释:(一)永,长,“歌永言”,“谓歌是延长诗的语言,徐徐詠唱,以突出诗的意义”(郭绍虞主编、王文生副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第1页);(二)永,通“咏”(新版《辞海》上册第209页),声调抑扬地念诵,歌唱。《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这个意义后来写作“咏”(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301页)。我认为,“歌永言”的“永”应作第二种解释,根据如下: (一) 《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詠其声也”。本书与《尧典》同是战国时代的著作,它把“永”引作“詠”,可见当时的人是把“永”解作“詠”。     

“小儿”不因年龄小

孔融让梨的故事早已脍炙人口,但其中为何让梨的原因倒未必人人清楚。《文士传》说:“孔融年四岁,与诸兄食梨,辄其取小者。人问其故,答曰:“小儿,法当取小者”。 小儿应该取小梨。但小儿之小,是指年龄小还是指兄弟之排行小?如果小儿活到了三、四十岁,年龄已不小,兄弟分梨,还捡小的吃吗?     

9世纪于阗的法灭故事

佛教于俱闪弥国最后灭尽的故事,最初可能编纂于西北印度或其周边地区,今保存在汉语、藏语、于阗语等各种语言的佛经中。其中有三种藏文文献和于阗有关,即《阿罗汉僧伽伐弹那授记》《于阗阿罗汉授记》和P.t.960《于阗教法史》。与早期法灭故事不同,这三种文献所述皆从于阗佛教的衰落开始,其情节有一定相似性,但并不完全相同。从内容分析,《阿罗汉僧伽伐弹那授记》编成于811年前后;《于阗阿罗汉授记》是9世纪50年代于阗人创作的作品;《于阗教法史》则很可能成立于9世纪中后期于阗从吐蕃统治下重新获得独立之后。8、9世纪之际法灭故事在于阗颇为盛行,这和5世纪以降吐谷浑、柔然、丁零、嚈哒、突厥、唐朝、吐蕃等势力先后对于阗的侵扰与控制有关。     

翻译中处理文化差异的两种不良倾向

在翻译中,译者必须在两种不同的文化间,找到“制衡点”,恰当处理好文化信息,使原文与译文达到一种和谐、默契的效果,而不能片面强调文化差异,或者完全无视文化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