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中的信任问题——对鄂西两村村治实践的调查分析

一、研究角度及理论构建纬度村治即村级治理 ,指村落公共权力对社区内部公共资源的调配和对公共事务的组织、管理与协调。目前的村治研究集中在三个层面 ,即对村治功能 (规范功能 )的研究 ,对村治具体处境的研究以及村治对策的设计 ① 。作者认为 ,当下的实际工作部门和理论界多是站在传统———现代二元对立及其转轨的视角上对村治功能和村治对策进行探讨 ,缺乏对村治具体处境的细致考察 ,从而在实际操作中往往缺乏对乡村社会已存在的本土资源的尊重和利用 ,使村治难以找到一个乡村社会的生存基础 ,不得不靠国家权力来维持。本文要引入的概…     

人性与经济道德的离散——中国经济改革速度缓慢的一个原因

本文回首中国20年的经济改革,认为改革速度较慢的原因之一是人性与经济道德在认识上和行为中的模糊性所致。作者在定义了人性、道德、灵魂等一些基本概念之后,针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两种选择(价格、所有制)的归宿进行评述,从而找出速度较慢的一方面原因。文中对儒家道德进行了说理的评说,意在对经济学哲学研究起到向前推动的作用。     

把乐趣变成职业

在我们周围,许多大学生抱怨:"毕业找不到工作,找到的工作专业不对口,不合心意."总觉得自己缺少伯乐,或是生不逢时.可有些人却很容易在生活中寻找到乐趣,并把这些乐趣变成了自己的职业,并从中收获了人生的财富.     

对国家扶贫龙头企业的认定及思考

去年年底,我们一行赴云南、四川调研定点帮扶和东西扶贫协作.期间,利用茶余饭后,围绕国家扶贫龙头企业认定和管理,开展了两项工作:一是与两省扶贫部门熟悉情况的同志进行了座谈讨论,集思广益;二是对扶贫龙头企业的定位、认定标准和程序、运行与检测等进行了思考和研究,初步达成共识,形成以下几点思考.     

网络时代高校学报编辑应具备的素质

网络的快速发展给高校学报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文章分析了在网络时代高校学报面对的新环境,指出高校学报编辑不仅应具有过硬的业务能力、良好的文化素质,还必须培养自身的网络素养,掌握各种现代化技能,增强创新意识,以更好地适应网络时代的要求.     

用“爱”启航，从“心”出发，守护学生健康成长——校园心理危机中辅导员的应对和思考

青年阶段是心理危机经常发生的阶段,高校辅导员是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指导者和引路人,在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本文报告了一例大学生由抑郁症引发的失踪危机的应对处置和思考,在发现危机情况后,辅导员通过多种途径应对危机,并提出开启家校联动,共护学生健康;坚定理想信念,弘扬爱国主义;遇事冷静处理,快速识别危机;全面关心关注,建立信任关系等减少心理危机的方法 ,全力护航学生健康安全和成长成才,为高校辅导员开展学生心理危机应对提供借鉴和参考。     

论我国传统诉讼文化中的法律职业者

乡土社会中的法律职业者是刑名师爷和讼师,他们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处在法律和道德上被双重拒绝的困境,这恰与发轫于西方的现代法治理念和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当下法治建设无法完全摆脱传统诉讼文化的影响,因此以制度化的方式提升法律职业者的地位,仍然是法律工作者们努力的方向。     

“依经立义”与“兼采百家”:论《文心雕龙》的理论建构模式

从理论建构模式的层面来认识《文心雕龙》如何“弥纶群言”,是一个有待深入的问题。总体而言,“依经立义”是《文心雕龙》最突出的理论建构范式;同时,《文心雕龙》也兼采纬书、楚辞、子书、史书及前代文论的有益成分。“奇正观”正是刘勰处理“依经”与“兼采”相互关系的原则。“依经立义”为主而“兼采百家”,这样的理论建构模式最终造成《文心雕龙》地负海涵的宏大格局。     

规范民意调查与构建和谐社会

在现代西方社会,“民意调查”一般包括对民意、舆情、舆论的调查。从汉语表述方面来看,如果说民意调查主要是对经济生活中的市场调查,舆论是与新闻媒体相关联的社会调查,那么,舆情研究则倾向于对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研究。从汉语词义衍变与语用辨析的角度,对与民意调查有关的舆情、民意、舆论三个概念进行区分,并介绍部分西方国家政府的民意调查机构和机制,以及西方民意调查的主要方式方法;同时,对近年来国内出现的各类民意调查机构的分布及其特点进行概括。规范引导民意调查,关注重视舆情研究,是构建和谐社会、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益尝试。     

财务部部长竟挪用公款12亿

2006年10月16日,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原财务部部长陈利民因涉嫌挪用、贪污、受贿等罪,接受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庭审.据检察机关指控,从2001年8月至2005年7月案发,陈利民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5 367万元、贪污公款1200多万元、挪用公款11.9亿元.一同接受法庭审理的还有南航集团原副总经理彭安发(涉嫌挪用公款)、原汉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州总部负责人韩晓军(涉嫌单位行贿).该案成为有史以来广州受贿及挪用公款最大的一起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