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名士风度"与"圣贤气象"的思想脉络

魏晋"名士风度"与宋代"圣贤气象"是不同的理想人格类型,它们在价值取向、思想资源等方面存在明显区别。但是,它们均是古代士大夫人生哲学的体现,故而在士大夫主体意识、名教可乐、性情结构、超越境界等问题上有诸多共同点,着重论述了二者承传发展的关系与思想逻辑的脉络。     

“政者正也”析论

“政者正也”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观念,也是中国历代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它包含着“平正”、“公正”、“中正”等意蕴,关键在于正己正人。它既是对执政者群体道德品质、行为表率作用的要求,也是对普通百姓修身立德、立身处世的期望。“正”包含了“正名”、“正身”、“正心”、“正性”等丰富的层次与内涵。孔子为实现德政礼治的政治理想,援“仁”入“礼”,提出了“约之以礼”,“为仁由己”的方法,力图从自律与他律、修身与修心相结合的途径强化个体修养,重塑社会价值与思想信仰,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国家政治的有效运行,体现了对“人”及“人性”的关注,彰显了人本主义与德治主义精神。     

先秦儒家性理观念溯源

"性理之学"是由"性"、"理"两个内在联系的核心范畴构成的,它虽定型于宋代,其观念则起源于先秦儒学中"生"、"天"、"命"、"德"、"理"等思想内涵。先秦儒家性理学观念的早期形态特点对后世性理之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中国古代臣民的双重人格

中国古代臣民所认同的忠孝道德,明显地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它是臣民的绝对义务,表现为突出的政治强制性;另一方面,它又表现为臣民的精神追求,体现出道德主体精神。忠孝道德的双重性,又导致臣民的双重人格——政治人格和道德人格的出现。这是一种在忠孝道德义务规定下所形成的双重人格,二者是一个相互规定、影响的整体,但由于它们又有各自的特点,故在现实的社会政治领域产生种种难解的纠葛和矛盾。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忠孝道德和臣民文化的本质有重要意义。 从文化人类学、文化学角度而言,人格是指个体化的文化。因而,人格系统中包含着不可分割的两个子系统:一方面,它包含着生理——心理的个体特质,是一种以自我存在为中心的独特身心组织;另一方面,它包含着环境——文化的社会特质,是一种以社会存在为中心的角色要求。文化人类学、文化学是从宏观上定义人格,而这里则是从具体     

"巧"在文道并进——吕祖谦重建文统的旨趣

朱熹用“东莱之弊尽在于巧”,批评吕祖谦之学问“投机取巧”。学界关于“巧”具体何指,聚讼纷争,且莫衷一是。回归具体历史语境,吕祖谦之“巧妙”,主要在于其文章工夫,表现在其对文道并进的重视与修辞技法的推崇。此种“巧妙”的文章工夫,彰显了吕祖谦重建文统的旨趣：为了实现文以传道、文以经世,他建构了以修辞技法为门户,以文道并进为堂奥,以经世致用为旨归的宋学之文统。     

湘学的学术旨趣及近代转型

作为地域性学术思想及文化传统的湘学形成于两宋时期 ,并且表现出一种将道、学、治统一的学术追求。清代道光咸丰以后 ,湘学在学界受到关注 ,今文学派魏源、宋学派曾国藩是这段时期湘学的重要代表。他们虽有不同的师承与学统 ,但是 ,他们的学术旨趣又表现出惊人的相似 ,就是力图将道、学、治统一起来 ,并且推动晚清经世思潮的崛起 ,导致湘学形态的近代转型     

从书院教育环境谈人才培养

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宝库中,有一颗光照千秋的灿烂明珠,那就是缘起于唐末,兴盛于宋明的书院教育制度。书院教育为我国古代、近代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对于推动我国历史的进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书院对教育环境的建设和发挥教育环境的育人作用十分重视,至今仍有许多值得借鉴和发人深省的历史经验。下面仅以长沙岳麓书院为例,对教育环境与人才培养关系,作一些分析:     

朱熹思想体系中的知识与人文信仰

在继承北宋五子对信仰与知识加以联系并解构的同时,朱熹着力于更加逻辑与严密地论述了知识与人文信仰二者之间的关联。在知识与人文信仰的关系中,朱熹认为信仰以知识为基础,知识以信仰为依据。扩充知识是完善信仰的过程,它指向的是可能性目的;具有信仰是获得知识的依据,它指向的是必然性原因。     

宋儒的族学思想探析

中唐以来,官学衰微,私学兴盛,庶族兴起强化了家族教育需要,促进了私学的家族化。族学是儒者家族兴办的学校,是家族化私学,是家族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基于宋儒的思想特征与时代需要,宋代族学形式有义学、书院、义塾、家塾等,以跻身科举为主要目的,兼顾天下关怀,以经典与宋学著作为主要教材,强调教师的家族化与名士化,并吸取佛老建构族学祭祀。不论族学的形式、目的、教材、教师以及祭祀,都凸显出鲜明的家族特色,宋学学术特征以及家族重建的时代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