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绘画与艺术发生学

幼儿绘画与艺术发生学李伟卿一、儿童绘画的分期日本心理学家掘／内敏在他的（儿童心理学》（谢艾群译，１９８０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将儿童画的发展分成：四岁以前为涂鸦阶段；四至九岁为图式阶段；九岁以后进入写实阶段。但，联系观察，我觉得这种划分并不完全符合实际...     

台湾传世铜鼓及其有关问题

1984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一则简讯,标题是《台南发现商周时代铜鼓》,原文如下:“最近在台南县北门乡南鲲庙发现了一个铜鼓,经考古人员考证,这是商周青铜器时代的宝器。这个铜鼓高四十六厘米,鼓面直径为六十厘米。全部用古铜铸制,呈古铜色,鼓面中心有太阳纹饰,四周环踞着立体青蛙。”     

台湾学者对铜鼓起源的见解——兼述五十年来中国的铜鼓研究工作

台湾省不属于使用铜鼓的地理范围,但流散到那里的传世铜鼓,总在十面以上。不过,旅居台湾的学者,在其有关铜鼓的文章中,却很少联系实物资料进行研究——无论是传世品,还是中国南方出土的标本。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能看到这方面的论文比较少,不知道台湾从事此项研究的学者,是否不多。这里,只能介绍有限的几位:首先是凌纯声先生,1950—1955年,他先后发表了好些论文,涉及的方面稍广;其次是徐松石先生,1977年他出版     

封二说明

一、石榴雷纹瓦当 芯花为上下均齐之花纹,留有较多的空白,并以不整齐的轮廓,与规律的二方连续花边形成对比,活泼之中,不离规范。 二、乳钉虫纹瓦当 芯花为左右均齐之昆虫(蝎子?),画得十分概括.刚劲而娟秀的线条,与边框的圆点,既相对照,又很和谐。内外两未用弦坟分开,故布局显得疏朗开阔,近于一元构成。     

关于张胜温画卷的几个问题

对《张胜温画卷》的研究,即使只限于艺术方面,也会涉及许多有关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又有助于画卷艺术研究的深化。要避开这些问题是困难的。但要弄清这些问题,笔者的学力又有所不逮。如果“抛砖引玉”的话没错,那么冒失一点也有好处。     

读《东南亚古代金属鼓》

《东南亚古代金属鼓》是上个世纪初的一部铜鼓研究专著。作者弗朗茨.黑格尔在缺少考古学支持的情况下,主要凭借纹饰学作为研究手段,对153面铜鼓进行观察比较,而将它们分成四个类型和三个过渡类型,并得出所有铜鼓都同有一个始发点的结论。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黑格尔的排队序列有误不能简单套用,但其一元论观点却不宜轻率否定。     

云南新石器时代的工艺美术

新石器时代是人类告别其童年,逐渐过渡到文明的历史阶段.种植业、饲养业、手工业的初步分工,生产水平的提高,为美术提供了新的物质载体.石料加工和陶器烧成……,为继后出现的铜铸艺术,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一自为僧天放我——担当出家问题的再审思

担当是先凭正统儒术而踏上人生之旅的,历经沧桑,才预感明朝不可避免的亡国结局,在绝望中沿着老庄而归禅释。但先者未死,后者方生,儒禅相依相克:由儒家思想所滋生的济世抱负虽然破灭,却潜藏于心灵的深处;而一切空无的禅旨虽诱出的遁世观念,却不能令他忘却悲惨世界中受难的人民。在黄卷青灯的禅房,依然发出天涯近状有谁知的浩叹!担当脆弱的心,背负着中国士人千载的沉重积压,还要面对无望的现实。走投无路,只好藏身鸡足山借酒浇愁,寄情于诗书画。其中既有担当心中的隐痛,更有对准曲人的投枪!     

从大和瓦当看中日文化交流

瓦虽然只是建筑材料,但瓦当的装饰纹样,却具有符号的超值功能.通过对大和瓦当的纹样释读,不仅明了日本佛教的源头,以及佛教文化的演变过程,并认识日本的原生文化,是吸取中国文化的滋养而形成其特殊的风采.中日两国人民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文化交往中,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是无法磨灭的,应该十分珍惜它.     

说“尾”——关于濮、尾濮及其“尾”的札记

一 由尾说起 可能是大汉族主义思想作祟,历来文献资料中,对我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每有离奇的记述。不仅见于一般文人的笔记杂录,有时亦出现在官方类书、乃至严肃的学术著作上。所谓尾濮的尾巴,便是其中一个怪诞不经的例子。 《通典·卷一八七》:“尾濮,汉魏以后,在兴古郡西南千五百里徼外。其人有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