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军事干涉适用国际人道法所面临的困境

随着民族、宗教等矛盾引发一个国家内乱或内战现象的增多,国际社会拟对其进行干涉的需要和压力也不断增加.然而,人道军事干涉在适用国际人道法时还面临诸多困境:人道军事干涉的政治性特征无法满足国际人道法的"人道化"要求、人道军事干涉有违国际人道法之人道救援中立原则的情形、人道军事干涉的商业化特征使国际人道法的实施复杂化、现代战争的高科技特征使得人道军事干涉很难遵守国际人道法、国际人道法的严重滞后性使其对人道军事干涉的规范目标可能落空.     

索马里海盗、普遍管辖权与集体安全

索马里海盗严重威胁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但在应对这一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无论是国际法层面,还是国际合作的体制机制方面,均存在严重不足。联合国安理会以决议方式,授权有关国家以国际法允许的方式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包括使用武力）打击索马里海盗活动,行使刑事司法普遍管辖权,并建议设立国家、区域或国际特别法庭解决这一问题。这是一次＂特例＂,但也是全球化背景下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重构尝试。     

中国“和平崛起”战略与国际法的对接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力量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的上升无疑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各种疑虑,为此,中国适时地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对外战略.然而,这种外交战略到底是否能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与作为主要调整和支配国家之间关系的国际法律制度进行呼应与对接是其得以合法性存在的首要问题.     

论国际法上界定"干涉"存在的问题——以《联合国宪章》为视角

干涉通常是现代国际法所禁止的行为,这是每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以及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必然逻辑结果。由于国际关系中的干涉行为是一个复杂的法律、政治和伦理问题,加之干涉一词本身的歧义性,使得现有国际法上界定"干涉"时存在许多问题,诸如干涉的含义不甚明确、禁止干涉的对象规定不清楚、拟进行的干涉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以及干涉所采取的手段缺乏具体的法律标准。     

从“大国否决权”看联合国改革的困境——法律、政治与伦理分析

自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联合国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国际社会发展的需要,联合国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大国否决权"制度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本制度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现有大国否决权的不可撼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联合国改革陷入了种种困境之中。     

我军遂行海外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法治保障

近年来,随着“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相继实施,我国海外利益开始遍布全球。为了捍卫我国的海外利益以及履行有关国际义务,我军开始频繁走出国门以遂行海外非战争军事行动。我军开展海外非战争军事行动需要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需要立法保障以确保我军遂行海外非战争军事行动“师出有名”;二是需要司法保障以完善我军遂行海外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法律适用;三是需要执法保障以丰富我军遂行海外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维权方式。     

领土属性之转型与东方国家的认同危机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作为脱胎于近代欧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制下的民族国家建制普遍遭遇到了认同危机.然而,和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东方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作为民族国家的各个构成要素的居民、领土和主权等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其中这些国家在其领土属性转型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认同危机却是最为直接的,这也是东方国家在建构和强化民族主权国家过程中首先必须解决的基本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