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做主”：观念上的争议与决策中的两难

文章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从道德争议与伦理两难的角度,系统地分析了当今中国官员"为民做主"观念的成因及其在当代中国适用时遇到的"正当性"争议,以及行动者(官员与民众)在面临是否选择"为民做主"时的两难处境.通过争议性对话与实证性分析,文章指出,文化观念、民众心理、意识形态、权力观念与结构、干部绩效考核模式等多重原因,致使"为民做主"这一历史观念至今仍被许多官员所奉行.然而,当决定是否支持或遵行"为民做主"时,政府官员面临着"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两难决策;民众面临着"(经济)好处"与"(生产自由)权利"的两难抉择.     

关于不等式中常数的最佳可能性探讨

对开区间内连续函数所构成的不等式中的常数，使用最（极）值方法，进行了最佳可能性问题的探讨     

简论德国人的规则遵从及其文化成因

论文基于几则典型实例,概括性提炼出德国人规则遵从行为的基本特征,并演绎性地探讨了其文化观念性成因,最后比较性地反思了我国规则遵从现象的文化心理.文章认为,德国人的遵从规则是真正的规则因循,已成为一种普遍行为习性,受到制度良知和审美价值观的支撑.而之所以如此,与德国人崇尚思辨理性和普遍理性、信奉“普遍化原则”密不可分,并与德国人的良性制度想象相辅相成.与此相反,中国人的实用理性和特殊主义价值取向,很不利于以普遍理性为内涵的现代法律制度的普遍实施.     

中国人的规则观

2012年10月10日,某网友在傲游哈哈网上将"中国式过马路"描述为"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此帖一出,人们纷纷跟帖、转发,引发了一场全民性大讨论:从网上到网下、从《人民日报》到诸多地方报、从中央电视台到各地方电视台、从广播电台播音主持到各式视频"拍客"、从普罗大众到学界专家,甚至国外的一些媒体如新加坡《联合早报》、美中新闻网,都在热议"中国式过马路",并延伸到对"中国式开车"、"中国式接小孩"、"中国式治堵"等一系列"中国式××"问题的讨论.这一短帖之所以具有如此广泛的感染力,从根本上讲,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至关重要却又尽不如人意的国民性问题:中国式规则观.其实,有关中国人的规则意识,学界早已有所讨论,只是不及"中国式过马路"这么形象、逼真、大众化而已.笔者试以常人话语概述中国人的规则观,从有关的大众言论中悟出背后的行动逻辑.     

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

公德与私德的关系问题源远流长又极富现实意义.文章首先对这一问题的历史进行了简要的梳理,然后在当下语境中深入讨论了公德与私德的分殊及其现时性和历时性的联系,以及这一问题对于公职人员的现实涵义.     

论执法者的守法促进职责

执法者的职责应该包括三部分内容:守法促进、守法监管和违法应对.然而,出于威权性的执法概念,我们往往只强调“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上,忽略了内容丰富、机制多样、意义重大的守法促进工作.文章基于观念批判和实践反思,以及对于守法促进重要意义的分析,提出应重视执法者的守法促进之责,并借鉴国内外相关的理论发现与实践经验为守法促进提供“工具包”,最后简要地讨论了如何促进执法者去促进守法的问题.     

孝行与官德:公德与私德间关系的案例分析

本文把公德与私德间关系的一般讨论具体化为对我国金昌等地"把孝敬父母、关爱家人等私德作为选拔和评价干部的硬性条件"这一实际做法的争议,通过对正反双方各种观点的系统梳理、辩驳和评价,提出以下观点:(1)官员的家庭美德、私交情谊属于其私德范畴,不宜抹杀公德与私德的分殊,不宜用私德统一官德;(2)孝行之于官德,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3)用传统儒家伦理重建当代中国官德的合理性值得商榷.     

消费经历对顾客满意感影响程度研究——基于武汉市生鲜农产品的实证研究

影响顾客满意程度的因素有哪些？各个因素通过何种路径来影响和决定顾客满意？这些问题是顾客满意研究的焦点。本文利用因子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武汉市生鲜超市消费者调查所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消费经历是决定顾客满意程度的重要因素：②影响顾客满意感的消费经历是一个多维构念,包括商品消费经历、服务使用经历、购物便利性体验、购物环境体验四类;不同消费经历对顾客满意感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中商品消费经历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本文的研究对丰富顾客满意的理论研究和推动农产品营销实践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关于培养现代经济管理人才的思考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构和运作中,开放的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迫切地需要一大批高层次的现代经济管理人才。这批人才应能够自觉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了解熟悉我国国情,了解和处理市场经济在不断完善中出现的新问题;学习和掌握国际惯例,     

渠道冲突类型及其协调策略研究

渠道成员间冲突不可避免的情景下,探讨冲突的解决方式具有重要价值。本文重在探讨冲突类型、对待冲突的态度反应与解决方式选择的关系,以及渠道成员间的关系强度对二者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渠道冲突的类型不同,渠道成员的态度反应及拟采取的解决方式不同,功能性冲突发生时倾向于采取谈判沟通方式;渠道成员间的关系强度不同,其面对冲突时拟采取的解决方式不同,强关系时倾向于采取谈判沟通方式,弱关系时倾向于采取硬性解决方式;冲突发生时渠道成员的态度及反应不同,其采取的解决方式不同,反抗型特质的渠道成员倾向于采取硬性解决方式,妥协型特质的渠道成员倾向于采取谈判沟通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