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物元与可拓集合理论的企业技术创新综合风险测度模型

技术创新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动力源泉,是企业谋求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然而,技术创新是一项高风险活动,企业要避免和减少损失,将威胁转化为机会,就必须对技术创新风险进行管理,而准确度量风险则是进行技术创新风险管理的基础。本文基于物元与可拓集合理论,建立了企业技术创新综合风险测度的多维可拓物元模型,并提出了风险的可拓测度方法。该方法能够综合考虑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各种主观信息和客观信息,反映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因素的状态,不仅可以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综合风险进行测度,而且可以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客观风险和决策者的主观风险做出准确评估。理论分析和实践结果均表明了所建立模型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这为企业技术创新风险的测度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长三角”制造业经济拉动力分析

制造业是拉动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主要源动力.为了更加准确的界定制造业在长江三角洲产业发展中的拉动作用,论文深入分析了长江三角洲16个城市的制造业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揭示了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经济拉动力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指出:虽然长三角制造业从总体上具有较强大的经济拉动力,但其内部各行业之间仍然具有明显的差异,并由此表现出制造业经济拉动力的某螳具体特征.文章最后从长江三角洲制造业引申开来,阐述了促进我国制造业发展、进一步强化制造业经济拉动作用的新思路.     

刘心武纪实小说散论——兼对文学当代意识的思考

以《班主任》射出新时期文学的第一支响箭,继而又以《钟鼓楼》荣膺长篇小说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刘心武,犹如一个奇谲的魔术师,正当代文坛众流漂泊骚动的间隙,豁然打出了纪实小说的大旗:《5·19长镜头》(以下简称《长镜头》),接着又在纪实小说的琴键上奏响了《公共汽车咏叹调》(以下简称《咏叹调》),当“咏叹调”的余音还在人们的心头缭绕,他又迅疾地旋出了更让人叫绝的《王府井万花筒》(以下简称《万花筒》)。在不到一年时间推出的这三部纪实小说力作,在当代文坛引起了强大反响,並且.这三部力作以中国当今群体心理构筑的深层揭析,作家主体心态与客体心态的同构对应,以及作品内涵的多指向张力与涵盖,赋予了作品不同层次的意蕴,建立     

在理论与现实之间——我国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形式探析

无论从传统的经济理论还是具体的经济实践来看， 商品经济社会的微观经济组织形式被认为比较成熟并被普遍采用的有三种，即家庭私人经营、股份制与合作制。但从经济体制改革以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微观经济组织形式的演变趋势来看， 并没有沿着上述经典的思路展开，而是走了一条折中的道路。本文就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对我国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形式的模式进行分析，探讨了其中的内在原因、机制与效应，最后从理论上对这种折中的组织形式的发展前景作了展望。     

论两种社会主义观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党一贯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是我国的立国之本。然而,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搞社会主义,则是值得深入讨论的。尤其是在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的原苏联陷入经济上崩溃、政治上解体的境地,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赢得了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鲜明对比下,更有反思这一问题的必要性。     

乡村生活的精神守望与创作题材的宿命选择——陕西作家创作心理探微

乡村书写是陕西作家创作的共同特点。乡村是陕西作家刻骨铭心的精神记忆,是他们文学创作的‘‘家园”,是他们心灵自由的栖息地。乡村,是陕西作家创作题材的自然选择,是他们文学才情发挥的理想之地。陕西作家的非功利态度,使他们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心无旁骛,达到了较高的心灵自由境界。乡村已成为陕西作家的一种精神守望创作题材的宿命选择。     

无线光通信信道的大气湍流测试及分析

通过长期的大气湍流强度测试,总结了所测信道大气湍流强度的日变化规律,即测试日下午7:00～次日上午8:00时段湍流最弱,湍流强度约为10-15m-2/3;下午1:00～2:00时段湍流最强,湍流强度约为10-13m-2/3。另外还分析了仪器测试原理,推导了湍流强度与大气温度结构常数、大气温度测试精度的关系,并对实验测试误差进行了评估,为研究大气湍流对无线光通信系统的影响提供了基础数据支持。     

论陕西文学的审美形态及其流变

陕西文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其审美形态发生着明显的流变.20世纪前半叶陕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的是悲壮情怀;从40年代开始,追求崇高成为陕西作家们的创作主旨,塑造人物注重于形象和精神方面的高大完美.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叙写人生苦难成为陕西作家创作的基本内容之一.这种人生苦难,主要体现在生活罹难、情感(爱情)煎熬、精神苦痛等三个层面.90年代以来,陕西作家对传统文化和乡村文化加以审视,其创作流露出文化困惑与批判意味,文化悲剧成为这一时期许多作品主要的审美特征.     

国际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基于三个经济转型国家的比较研究

使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考察在中国、印度和巴西这3个经济转型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从大到小的顺序是中国、印度和巴西.实证结果表明,印度的吸收能力最好,巴西最差,中国位于二者之间.流入印度的FDI只有中国的1/13.8,是巴西的1/3.4.但其经济增长率达到5.5%,大大高于巴西,较好的吸收能力是其重要原因.此外,不同类型的FDI对这3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起不同的作用.中国吸收的FDI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含量不是很高,技术溢出效应也不很明显;巴西的FDI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并购,这样FDI增加了现有的资产,但没有转化为生产力,对增长的贡献不大;流入印度的FDI是技术密集型,集中在信息领域,但其规模较小,对经济整体影响并不突出.由此认为,这3个经济转型国家只有培养出卓越的人力资本,增加吸收能力,提高科学技术的创新能力,才能充分利用FDI的外部性和溢出效应,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