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对话:问题与思考

[提要]本对话主要涉及两方面内容。第一是超越与超验。李泽厚认为:超越与超验相比,含义更广,在日常语言中的用法也更多。作为一个哲学术语,超越到底指什么,是不清楚的。他所讲的超验是超越经验,并认为这比较符合transcendent的原意。他强调,超验作为理性思辨的对象,是与经验无关的。杨国荣认为:人自身之“在”以及与之相关的经验对人而言具有本源的意义;“超验”无论是理性的设定或情感的对象,其意义本来只有对人才呈现。如果将“超验”与人自身之“在”截然隔绝,则常常会陷于思辨的幻觉。事实上,我们无法完全避免“以人观之”,在超验的领域(包括宗教领域)也是如此。第二是道德问题。李泽厚认为:道德的实质在于情为理所支配,道德实践是包含有痛苦的。对自觉自愿需要界定,需要作各种区分。从行为来看,首先是个人的选择;从心理上说,即由意志决定。意志不是本能,它恰恰是人类理性的东西,动物就没有这种理性决定。在他看来,道德成为自然体现了审美的价值,他认为美是更高的价值。杨国荣则从道德实践的角度谈自觉、自愿与自然的统一,认为自觉、自愿,亚里士多德与冯契等都已讲过,他在此之上进而提出自然。在他看来,一个理想的道德行为应该表现为这三者的统一;唯有在这种形态之下,道德行为才是完满或完善的。尽管在现实中,未必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达到这一境界,但它至少可以成为道德涵养、道德实践的范导性目标。     

第四提纲

一、“人活着”是第一个事实。“活着”比“为什么活着”更根本,因为它是一个既定事实。 (1)“人活着”首先是指人的动物性机体的生存运转(从出生到衰亡),其次是指人意识自己在活着。 (2)选择死(不活着)总是极少数人;作为族类,人类生存着,所以说“人活着”是第一个事实。 二、“人活着”是什么意思。 (1)是被扔入的,即不是自己选择被生下来的。活不是人的选择和决定,它只是一个事实。[为什么不选择不活,正如人被生下来似乎是神秘的(就科学说,这是生物的种族延续)一样,生下来就有一种继续活的要求(就科学说,这是生物本能),存在于人的有意识和无意识之中。]     

文化分层、文化重建及后现代问题的对话

▲ 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正处在一个文化急剧转型的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推动当代中国文化的这一变革、转型,清醒、准确地认识中国社会—文化的现实景观,就显得非常必要。最近两年中,您一直在国外讲学、从事研究工作,这就使您有可能从一个较为客观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中国国内所发生的变化。我以为,这种“客观性”对于分析、理解问题,是很重要的。 ■ 首先声明,因为出去了两、三年,我对国内的许多情况不很了解,等于是站在远处看看。总的来说,对这几年里中国所发生的现实变革,主要是经济变革,我感到很高兴。它证实     

“情本体”是一种世界性视角

关注个体刘:过去论主体性,大都是讲人类主体性,个体是后来才强调的。而随着你的研究的深入,尤其是随着情本体的提出,重点都落在个体的主体性上,这里是不是也有哲学视角上的转换或变化?     

美育与技术美学

我代表中华美学学会和技术美学学会向这次会议表示祝贺,希望这次会议取得很多成效,并且会发生影响。我带来了一点材料,原想结合新加坡的情况讲点什么。但计划全被打乱了,关于新加坡住房建设、环境等问题的材料,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有些情况很有意思。新加坡想使每个人都变成有产阶级,每个人都有幢房子,因此鼓励个人买房子。孟子讲过,有恒产才有恒心,也就不造反了。这几年来,新加坡的建设很厉害,填了海来盖房,还有蓄水,那里没有淡水,现在正在搞个大水库储备水。这个国家非常小,但城市搞得很美,是一个花园城市。当然,它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树木长得特别快。那里没有什么农业,靠商业、交通、炼油等产业。前几年经济下去了,今年又上来了,相当有办法。     

宋元山水画的三种意境

一、缘起如果说,雕塑艺术在六朝和唐达到了它的高峰;那么,绘画艺术的高峰则在宋元。这里讲的绘画,主要是指山水画。山水画由来久远。早在六朝,就有“峰岫峣嶷,云林森渺”之说。但究竟如何,已难知晓。如从传为顾恺之《洛神赋图》、《女史箴》等摹本中的山树背景和敦煌壁画中的情况来看,当时所谓山水,无论是形象、技法、构图,不但非常拙笨,山岳若土堆,树木如拳臂,而     

孙中山评说

<正>李泽厚(下称李):20世纪中国的第一场暴力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当时中国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康、梁主张的"君主立宪"之路;一是孙中山主张的"暴力革命"之路。现在我评说孙中山,已不像我写《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时那样热烈地赞颂他所领导的革命了。刘再复(下称刘):我对孙中山总是充满特殊的敬意,这也许更多的是道德感情,而不是历史分析。袁世凯、蒋介石等政治强人,就缺乏孙中山那种道德光辉。     

论康有为的“大同书”

“大同书”是康有为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但同时却也是长久被误解和曲解的著作之一。就在最近的一些涉及“大同书”的文章中,也还有这种情况。例如,有人说“大同书”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有人却说它是没有现实社会基础的“游离了的学说”;有人认为康有为著书目的是为了“给中国资产阶级指示出路”;有人却确信著书目的是为了“欺骗和麻醉人民群众,以缓和人民革命高潮”。很明显,这种种不同看法造成混乱的感觉。实际上,“大同书”的内容和特色是它通过乌托邦的方式比较集中和没有掩盖地表述了康有为前期反封建的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如果说,在“戊戌奏稿”及其他著作中,康有为是最後总结了整个改良派现实的具体政治纲领;那末,在“大同书”中,康有为却是最先企图予改良主义以空想的最高目标。这两者有着大的距离和矛盾,(正是这种距离和矛盾迷惑了许多人)但同时却又是有机的统一。一方面,在“大同世界”的空想中,处处潜伏着软弱妥协的改良主义思想实质;另     

荀易庸记要

<正> (一) 荀子或被视为法家,或曰儒法过渡人物,或“很明显地可以看得出百家的影响”。然而按传统说法他是儒家,比较起来,仍然更为准确。但因为传统的说法是儒家自己的,便经常突出他与孔孟正统特别是孟子的岐异和对立。其实,荀与孔孟的共同点,其一脉相承处是更为基本和主要的。荀子可说上承孔孟,下接易庸,旁收诸子,开启汉儒,是中国思想史从先秦到汉代的一个关键。     

墨子论稿

作者指出,本文不拟涉及作为一个团体或派别的墨家,但所论又不止于墨子本人。文章着重论述了墨子作为小生产劳动者思想代表的特征。作者认为,在后代农民起义的意识形态以及来些著名儒家“异端”人物如颜元、章太炎的思想中,仍然延绵不断地呈现出某些类似墨子的思想因素,这是一个很值得思索的重要现象。本文对此作了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