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代文学的流派研究与学术创新--评陈文新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

俗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而“文以流别”是自然之事,也必然为学者所关注。自晋代挚虞撰《文章流别集》并为之论,齐梁有钟嵘《诗品》,以下因流别或流派而论文学者代不乏人;尤其近年先后有若干就某一流派作个案剖析的优秀之作问世,乃至1 992年钟林斌、李文禄主编,辽宁大学出     

《西游记》与泰山关系考论

百回本《西游记》描写原型为泰山独有的景观和可推断为泰山景观,以及可资联想到《西游记》故事的景观约有三十余处。这诸多景观与《西游记》所写地理环境对应的一致性或相关的密切性,表明泰山景观是《西游记》地理环境描写的主要蓝本,《西游记》的神魔环境与“五岳独尊”的泰山景观,在很大程度上有摹本与原型的对应关系。泰山不仅是孙悟空“故里”,而且是大半部《西游记》故事的舞台背景。而《西游记》作者必是一位久居泰安熟悉泰山的文学家。     

《歧路灯》的结构

<正> 关于《歧路灯》的结构,论者几乎都予以较充分的肯定,而以郭绍虞、朱自清两先生评价最高。郭先生说:“《儒林外史》成书最早,但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即是似乎是由许多短篇小说集缀而成,而不合乎长篇小说的组织。至《红楼梦》与《歧路灯》则异此矣!书中都     

论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爱民主义”——《歧路灯》思想内涵别说

"爱民主义"是以"爱民"为宗旨的一种"主义"。"爱民"一词,最早见于先秦典籍,而"爱国"一词晚出,其后长时期中用量亦少。但近代"爱国主义"大行于世,至今有"爱国主义",而无"爱民主义"。"爱民"之义,古代文学中多表达作"为民",唯《三国演义》、《歧路灯》等小说中不乏"爱民"之说。《歧路灯》写谭绍衣作为主人公谭绍闻的对照,办案中"曲全生灵",又写季刺史"午夜筹荒政"等,更是中国古代堪称以"爱民"为"主义"的长篇小说。《歧路灯》的"爱民主义"有其历史的、时代的、个人的、文学的渊源,有首创和示范的意义,但也有受封建制度约束和"清官"思想的局限。研究这一问题,对当今读书、治学和为政都有参考意义。建议将谭绍衣勘灾一段描写选入中学语文教材。     

《儒林外史》的“天下”、“古今”与“山东”

吴敬梓的儒家情怀与史官思想,使《儒林外史》全书有非常浓重的“天下”、“古今”意识,影响于故事地点与人物隶籍、游历之地的设计等,都有特别的考虑。最突出是从“山东汶上”写起,又写周进、王惠为汶上人和王冕、虞博士等也要来山东等等,都是一种深曲的笔法,有深隐的寓意。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以“紧箍儿”、“胡僧药”与“冷香丸”为例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的传统自唐代发生,至元明间《三国演义》、《水浒传》逐渐被突出起来,但至明中叶《西游记》写"紧箍儿"始,才有了真正作用于人物性格命运的物象设计,至《金瓶梅》写"胡僧药"、《红楼梦》写"冷香丸"而渐次发扬光大。其后先相承,显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在"文学是人学"方向上的进步,而其为物之来历与作用大都神异怪诞,表明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尤其是中心人物形象,虽在细节的写实上可能精妙绝伦,但其基本性格命运却多因作者的意图而成,很大程度上是作家理念的产物,与西方所谓"现实主义"的风格相去甚远。我们切不可只是套用西方文论来解读中国古代小说,而应从文本出发,适当参照西方理论,独立自主地发现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点与独特内涵。     

论西门庆与林黛玉之死——兼及《红楼梦》对《金瓶梅》的反模仿

《金瓶梅》写西门庆之死与《红楼梦》写林黛玉之死,同在章回的“七”、“九”之数,情节皆“三而一成”,皆因自戕和遭遇对象突然打击,有同一人生哲学的况味。这些基于两书中男女主人公分别一死一生和一生一死之生死错位的极相近似之处,溯源一是两部书的命意、中心不同,二是西门庆与林黛玉在各自书中地位角色的不同,三是写人叙事艺术上意足神圆的要求。其后先相反而实极相近似之迹,可见“《红楼梦》深得《金瓶》壶奥”之一大法门,是其大处每与《金瓶梅》适得其反,所谓“反弹琵琶”,可称为“反模仿”。     

从"西门"到"贾府"——从古代拆字术、"西方"观念说到《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影响

古代拆字术不仅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广大,而且进入小说艺术,成为塑造人物、构造情节的辅助手段.<金瓶梅>曾写西门庆被改称"贾庆",除了情节上的需要之外,应是作者以"贾"谐音"假",寄寓西门庆即"贾(假)庆",为人生虚假之福的象征.<红楼梦>"深得<金瓶>壶奥",其称名"贾"府,固然有与"甄"府相对,以谐成"假"、"真"对立之意,但其最初的动机,应是从<金瓶梅>改西门庆为"贾庆"的启发而来.在这个意义上,作者以<红楼梦>之家为"贾府",实有谐音指其为"假福"的用心,不可不察.     

试论中国古代小说“雅”观“通俗”的读法——以《水浒传》“黑旋风沂岭杀四虎”细节为据

《水浒传》"黑旋风沂岭杀四虎"故事框架本于《夷坚志·舒民杀四虎》,但细节脱化自《金楼子》"孔子游舍于山"故事和《老子》"上士闻道"云云的名言。这表明古代通俗小说虽源于说话,流传至今的文本却是"雅"人做的,而"通俗"之本义之一即化"雅"为"俗"。因此,通俗小说不是俗文学,而是以"俗"传"雅"、"俗"中有"雅"、貌"俗"而神"雅"之文学,适用一种带有"治经"特点的"雅"观"通俗"的小说读法。这种读法有利于揭蔽古代"雅"、"俗"文化之间历史地存在着的内部联系,发现其中与矛盾对立并存的和谐统一的一面,更加深入解读文本。     

黄帝形象对中国“大一统”历史的贡献

中华民族自有神话传说以来,由史籍与文学共同塑造形成的黄帝形象为三皇之殿、五帝之首,最称中华人文始祖。黄帝首创大一统观念并最早实践,功在当时,利在百世,其个体形象遂被增饰放大,乃至几乎无美不归,在族统、神统、政统、物统、道统等诸人文主要方面,成唯一提纲挈领、发凡起例、开物成务、率先垂范、作始成统之伟大形象,其后无论王臣,皆自认为黄帝子孙。从而无论黄帝其人在历史上的真相如何,他的形象都实已成为中华多元统一国族的超级图腾与共同信仰,中华大一统恒久不变的象征。影响至今,仍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共识和精神纽带,无时不有、无远弗届地维系并促进华夏族群共存共荣、共理共享的伟大理想与实践,尤其是中国本土大一统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总之,黄帝形象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笔宝贵财富,值得华夏儿女永续珍重,崇敬发扬,以血浓于水之精诚,戮力同心,为天下后世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