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临灭绝的安达曼人

在印度安达曼群岛上,目前尚残留着四个行将绝灭的部落民族——安达曼(Andamanese)、加拉瓦(Jarawas)、昂吉(Onges)和森提尼尔(Sentinelese)。长期以来,它们一直是国际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各界所关心的对象,其中,安达曼人口最少,仅存     

李白《上云乐》景教意蕴探蠡

李白乐府名篇《上云乐》是否含有景教意蕴,学术界颇有争论。揆诸文本并结合葛洪《太清金液神丹经》、西安所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敦煌景教文献与开封犹太人碑刻等相关文献中的旁证,可知"道"与"大道"可指异教法门,"元气"为景教士借用之道教术语,女娲、盘古之名为西方神灵的音译或意译,而李白的身世决定他接触景教士的机会极多,故而可推定本作品应当为景教歌辞,应作于唐玄宗或唐肃宗时期。     

唐代爱国名将张巡略论

<正> 张巡,字巡,邓州南阳(今河南省邓县,城东三里有张巡“故里”碑。)生于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卒于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在安史之乱中,他起义兵抗敌,与叛军进行了长期的殊死搏斗,为维护祖国的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鉴于新旧唐书中所记事迹过去简略,就搜求方志笔记,写成这篇文稿,作为他就义1230周年的献礼。一、张巡的政治军事生活张巡年青时,“志气高迈,略细节,所交必大人长者,不与庸俗合。”于开元二     

宋元时代维吾尔族景教略论

关于景教在维吾尔族中的传播,自19世纪以来即已为中亚史学者所注意,国内外学者论及者颇多[1]。近年周良霄《元和元以前的中国基督教》[2]、刘迎胜《蒙元时代中亚的聂斯脱里教分布》[3]、卡哈尔·巴拉特的《基督教与回鹘人》[4]、《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及其文物》[5]及台湾学者李符桐、刘义棠的著作中[6],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这个问题,但迄今未     

突厥碑铭所见黠戛斯与突厥、回鹘关系考

黠戛斯是唐代居住在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在古突厥文碑铭中写做qirqiz.由于汉文文献记载黠戛斯的资料很少而且零散,对黠戛斯与突厥、回鹘的关系问题仅有很少的反映.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蒙古高原发现了数量不少的古突厥文碑铭,是研究突厥汗国、漠北回鹘汗国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黠戛斯历史的重要史料.在突厥碑铭中,清楚地记录了突厥、回鹘对黠戛斯的数次征讨,填补了汉文史书记载的不足.通过对这些碑铭的解读,可以清晰地了解黠戛斯与突厥、回鹘闻的复杂关系,看出突厥、回鹘文明对黠戛斯历史文化的影响.     

论裕固族藏传佛教信仰的形成

元明时期,镇守于河西西部和西域东部的蒙古豳王家族与河西回鹘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蒙古豳王家族对藏传佛教的推崇与支持,受到了回鹘僧徒的欢迎,纷纷皈依藏传佛教;该家族尽管在政治上处于支配地位,但在文化上却颇受回鹘影响并逐步回鹘化。藏传佛教如同粘合剂,将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而促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裕固族的诞生。这个新民族一方面以藏传佛教为共同信仰,从而有别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新疆维吾尔族,另一方面又以回鹘文化为基石,也与今天的蒙古族迥然不同。     

五代宋初西北政治格局之再思考——以北汉与党项关系为中心的考察

北汉与党项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西北政治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文献中虽然对于二者的相关记载较多,但多通过中原王朝或辽朝将二者联系起来;因受到西北复杂的政治格局影响,党项与北汉的关系具有阶段性特征,夏州党项自五代时期就有独立发展之意图,在后唐时期即已成为影响力较大的割据势力之一;在西北政治格局中,党项经常与中原王朝联盟,以对抗北汉与辽朝的联盟;党项通过与各方势力的周旋,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各种利益,从而发展壮大了自己,为其后西夏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西夏弥勒信仰及相关问题

黑水城文献中有多种弥勒经典的刻本,结合在敦煌、宁夏等地发现的西夏时期的弥勒经变画及出土文物可以看出,弥勒信仰在西夏境内十分流行.西夏的弥勒信仰与印度的弥勒信仰风格迥异,但与中原、回鹘地区流行的弥勒信仰接近,而且还出现了中原地区常见的弥勒佛称号和大肚弥勒形象,反映出汉地弥勒信仰对西夏弥勒信仰的影响颇深.弥勒信仰于西夏盛行,究其原因,除了西夏民众对兜率天净土的推崇外,当与西域地区的弥勒信仰盛行关系密切,而且与汉文化的濡染和回鹘文化的影响不无关系.     

仆固部与唐朝关系考

仆固部作为隋唐时期活动于漠北地区的九姓铁勒强部之一,主要活动于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北部一带,其活动中心位处土拉河由南向东转弯地,即土拉河以东和以北的河套地带。作为北方游牧民族之一的仆固部,与唐关系错综复杂,时归时叛。仆固部的向背,直接关乎到唐朝势力在漠北的消长。认真梳理仆固部与唐朝的关系,对于全面认识仆固部之兴衰、唐代漠北之局势、唐代羁縻政策之成败得失等都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