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社区参与式旅游扶贫机制的构建——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贫困人口如何在旅游发展中获益和增加发展机会是旅游扶贫的核心问题,社区参与式旅游开发是实现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和社区贫困人口自身发展相协调的旅游扶贫模式.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旅游发展为实例,分析旅游开发与消除贫困的互动关系,指出实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目的,应当努力构建社区参与式旅游扶贫的长效机制,如贫困人口参与旅游规划决策咨询机制、旅游经营与利益分配机制、文化和生态保护机制、旅游教育与培训机制等.     

中国初民的原始信仰与梦的神性化

一、初民的梦魂观念梦魂观念，是古代先民们极为幼稚和愚昧的一种对于梦幻的意识。对于初民来说，梦幻是一种极为神秘的现象，由于对它的来源和形态无法认识，他们便借助原始思维，把梦和灵魂联系在一起，用一种虔诚的迷妄的心理去解释和领悟它，认为人的灵魂离身而外游，便成为梦，而灵魂外游直接受到鬼神指使和导引，是一种“神启”的作用。所以，梦中所出现的情景和形象，都是鬼神的安排，体现着鬼神的旨意。这种观念的流传，使得后人对梦怀有一种特别的神秘感，从而导致梦幻迷信的产生。对于灵魂，我国初民并没有留下文字材料。初民们究…     

河北省燕山山区农村特色产业集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在回顾河北省燕山山区农村特色产业发展取得的主要成就的基础上,重点剖析了发展中存在的种养品种良种化程度低、产量低、龙头企业规模小辐射带动能力低、农产品加工比重低、加工深度不够、增值率低等10大问题。针对现存的问题,提出了推进良种化工程、增强产业集群发展的基础能力、加强科技创新和推广力度、提高特色产业科技含量、推行标准化生产、提升特色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等进一步发展的10大对策。     

存在与境界

本文对冯友兰新理学关于存在与境界的思想作了阐发，指出：冯友兰用纯形式的逻辑分析与逻辑构造的方法所推绎出的“真际”本体，在逻辑上先于“实际”的世界，并相应地先于人的存在，这一在人的知行过程之外规定存在的本体论路向，使其未能真正摆脱传统的形而上学；而其人生境界说则首先定位于人的存在，在“觉解”程度最高的“天地境界”中，人与宇宙大全相合一，从而打通了天道与人道、本体世界与人的存在，建立了本体论与价值观的联系。作为终极意义存在的天道与作为人的存在最高形态的天地境界，都具有不可言说的一面，哲学言其所不可言说，一是使用“正的方法”即逻辑分析的方法，二是使用“负的方法”即讲形而上学所不能讲；天地境界所涉及的已不仅是“说”的问题，而更多地是“在”的问题，在“转识成智”的智慧之境中主体的存在融合了其境界，而境界又在主体的“在”中得到确证     

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探析

农村社会工作是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切入点和突破口。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其理论、实务和方法均发展不足。开展对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实践和研究现状的系统梳理,着重从理论、方法与实务等方面探讨进一步推进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策略,对于构建我国社会工作体系,推进农村社会管理与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论我国人口与水资源

一、引言人口、资源、环境是当今国际上最关注的重大问题。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然而,由于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特别是对水资源的巨大需求远远超过了其它任何资源的需求量。水的问题,已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为此,有必要了解和认识当今社会人口与水资源问题,以便采取相应解决措施,使有限水资源更有效地为人类服务。     

一部独具特色的传记著作;——评介《梁启超传》

<正> 孟祥才同志写的《梁启超传》最近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独具特色的传记著作。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和成绩卓著的学者。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侧面。他的学术活动和巨大的成绩,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研究梁启超的活动和思想,应该说是近代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无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我国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与其对他同时代的人物康有为、谭嗣同和严复等比较起来,都显得薄弱。甚至,只有当人们研究“戊戌变法”时才提到他。解放前,出版的关于研究他的学术专著,只有吴泽先生的《康有为与梁启超》一书,其     

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现状实证分析

通过对云南省小城镇基础设施关于建设需求、资金来源、融资模式应用以及影响因素的调查问卷分析,以实证数据进一步证明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中存在的不足,用图形、表格等方式更加直观地呈现出目前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存在投资需求矛盾突出、融资渠道单一、新型融资模式与途径难以推广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分析总结出问题存在的根源为小城镇经济基础薄弱、产业集聚小,政府缺乏多渠道融资意识以及规模小、利益驱动规律阻碍融资。     

当代文坛文学批评中的几种偏向

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鲁迅在回顾他小说创作的经历后,居然愤愤地说:“还有一层,是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1鲁迅当年所指出批评界“举之上天”、“按之入地”的现象,在当今文坛不仅没有得到改观,却有愈演愈烈之势:要么是恣意吹捧一味抬高;要么是酷评骂评无端贬抑,形成文学批评界非正常非学术的批评状况,无怪乎有人将这样的文学批评视为“红白喜…     

“大党独有难题”及中国共产党的破解之道

党的二十大首次提出“大党独有难题”这一政治命题,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保持历史主动与战略清醒的政党品格,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探索通往文明与政党双重意义上“可大可久之政治”的行动路径。“大党独有难题”生成于由政党组织建设问题、政党执掌国家政权问题与政党联系社会问题所构成的政党政治“基本域”,具体表现为“大党”规模治理难题、长期执政难题与代表性难题。中国共产党的“大党独有难题”主要表现为空间维度上面临多重规模因素的叠加压力,时间维度上呈现为复杂状态下的长期执政,政党之“政”维度上需调节“部分”“整体”的互契张力,政党之“治”维度上则要实现超大规模政党的严格治理。破解中国共产党“大党独有难题”是一项系统工程,应从原则、价值、组织、制度等维度建构“四大治道”,即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原则遵循,以坚持人民至上为价值引领,以坚持党的自我革命为组织保证,以坚持推进党和国家制度建设为制度保障。